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财产拍卖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1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4年11月23日公布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拍卖物
第三章 拍卖活动当事人
第四章 拍卖委托
第五章 拍卖程序
第六章 拍卖的中止、终结和无效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财产拍卖市场的管理，规范财产拍卖行为，保障国家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财产拍卖活动。
本条例所称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有形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第三条 本条例用语的含义是：
（一）拍卖是指拍卖人接受出卖人的委托，通过公开叫价或者密封标价的方式，将受托财产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而进行的买卖活动。
（二）拍卖物是指拍卖的标的物。
（三）拍卖人是指接受出卖人的拍卖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公开拍卖委托财产的企业法人。
（四）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其财产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将财产交由拍卖人进行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五）竞买人是指根据拍卖规则，在拍卖过程中竞争出价购买拍卖物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六）竞得人是指叫价或者应价最高，并经拍卖人拍定，从而获得拍卖物的竞买人。
第四条 财产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合法竞价的方式进行。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为财产拍卖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贯彻实施，对财产拍卖活动进行管理；市县人民政府可指定本区域范围内财产拍卖主管部门。

第二章 拍卖物
第六条 拍卖物必须属于委托人所有或者是委托人有完全处分权的合法财产。
法律、法规对财产的拍卖附有条件的，必须具备法定条件方可委托拍卖。
第七条 下列财产不得拍卖：
（一）法律、法规明令禁止买卖的；
（二）所有权、使用权或者处分权有争议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拍卖的其他财产。
第八条 处分下列财产，必须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没收、追缴的财产；
（二）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或者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需处理的财产；
（三）依法确认为无主的财产；
（四）依法需要以拍卖方式转移所有权的国有资产；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应强制拍卖的财产。
上列财产的拍卖，应由省、市、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后的价款依法应当上缴的，由委托人上缴入库，或者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收取。
第九条 抵押物、留置物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抵押权人、留置权人可委托拍卖人拍卖。但涉及诉讼的，抵押权人、留置权人须经人民法院裁定许可后，方可委托拍卖抵押物、留置物。
拍卖出租物时，委托人须书面通知承租人。租赁合同规定出租物的转让须征得承租人同意的，拍卖应经承租人同意。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竞得人仍具有约束力。
拍卖物为共有物时，拍卖前须征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第三章 拍卖活动当事人
第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经财产拍卖主管部门批准，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拍卖业务。
（一）有不低于五十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
（二）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施；
（三）具备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四）有一定数量、具备相应资格的拍卖专业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家机关及其附属机构不得成为拍卖人或者从事拍卖活动。
第十一条 拍卖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查验与委托拍卖和参加竞买有关的资格证明，决定是否接受拍卖的委托或者竞买的申请；
（二）向委托人索取拍卖物的有关资料，查明拍卖物的有关情况；
（三）征得委托人同意，由委托人承担费用，请法定机构或者专家对拍卖物进行检验、鉴定、评估；
（四）对拍卖物进行估价，与委托人商定拍卖物的开叫价；
（五）按规定或者约定的收费标准向委托人、竞得人收取佣金和拍卖费用，委托人拒绝支付的，拍卖人可从拍卖物价款中扣除，竞得人拒绝支付的，拍卖人可对拍卖物行使留置权。
第十二条 拍卖人履行下列义务：
（一）接受委托后，非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再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二）妥善保管委托人交付的拍卖物；
（三）对委托人确定的拍卖物底价保密，并不得低于底价出售拍卖物；
（四）向竞买人如实提供拍卖物资料，接待竞买人查看拍卖物并告知已知的瑕疵情况；
（五）应委托人、竞买人的要求，对其名称或者姓名保密；
（六）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竞买本企业的拍卖物；
（七）按约定向竞得人交付成交的拍卖物，向委托人交付成交的价款；
（八）拍卖成交后，出具凭证，代为扣缴有关税费，依法办理或协助办理产权转移、证照变更以及运输等手续。
拍卖人因接受拍卖委托而为委托人测估拍卖物价格的，不收估价费；拍卖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委托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行委托或者由代理人代为委托拍卖人拍卖财物；
（二）确定拍卖物的底价；
（三）自行确定或与拍卖人确定拍卖物的开叫价；
（四）拍卖成交后，按约定取得拍卖物价款。
第十四条 委托人履行下列义务：
（一）向拍卖人提交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文件资料；
（二）不得参与竞买自己委托拍卖的财产；
（三）告知拍卖人已知或应知的拍卖物瑕疵情况；
（四）对拍卖物的底价保密；
（五）按约定交付拍卖物，支付佣金、拍卖费用，依法纳税；
（六）依法办理或者协助竞得人办理拍卖成交的拍卖物的产权转移、证照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 竞买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
（二）在拍卖公告的看样期限内查看拍卖物，查阅有关拍卖资料；
（三）支付费用要求拍卖人将准备竞买的拍卖物送有关部门或者专家检验、鉴定；

（四）要求拍卖人对其名称或者姓名保密。
第十六条 竞买人履行下列义务：
（一）向拍卖人提交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二）一经应价，不得反悔。但当其他竞买人提出更高应价时，其应价失去约束力。
拍卖物属于法律、法规规定专卖、专营或者在流通、使用上有限制的，竞买人必须具备法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第十七条 竞得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取得拍卖物并享有拍卖物的所有权、处分权或者使用权；
（二）可要求拍卖人、委托人依法办理或者协助办理拍卖物的产权转移、证照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竞得人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约定支付拍卖物价款、佣金、拍卖费用；
（二）按照约定期限提取拍卖物；
（三）依法纳税。

第四章 拍卖委托
第十九条 委托拍卖，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委托人身份证明或者资格证明；
（二）拍卖物必要的权属证明或处分权证明；
（三）初步要求的卖价；
（四）拍卖物的详尽资料，包括：
1、名称、规格、型号、产地、数量；
2、质量，以及是否有瑕疵、瑕疵对拍卖物价值的影响程度；
3、原值、新旧程度；
4、存放或者所在地点。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规定委托拍卖时，应当提交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第二十条 拍卖人应对委托人提交的资料进行核查，对符合拍卖条件的，接受委托，并与委托人签订拍卖协议。
委托拍卖协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地址；
（二）拍卖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质量，所在或者存放地点，原值、新旧程度；
（三）拍卖方式；
（四）拍卖物的底价；
（五）佣金、费用和税款及其支付方式；
（六）拍卖物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
（七）拍卖的时间、地点；
（八）拍卖物交付的时间、方式及保管责任；
（九）拍卖程序中止和终结的条件；
（十）违约责任及争议的解决方式；
（十一）协议的有效期限；
（十二）其他经双方约定的必要事项。
第二十一条 委托拍卖协议签订后，委托人在协议解除前，不得再委托他人拍卖同一物品。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认为必要时，经委托人同意，可将拍卖物送交有关部门鉴定、核实，所需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有关部门的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协议所载明的内容不符的，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协议。

第五章 拍卖程序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应于拍卖日的十五天前，以登报或者征得委托人同意的其他方式发布拍卖公告，拍卖公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物的名称及其规格、数量、质量；
（三）查验拍卖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四）其他需要或者应当公告的事项。
法律、法规对拍卖物在流通和使用上有限制的，拍卖人还应公告竞买人的资格或者条件。
第二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保证拍卖公告的真实性。确需对已发布的拍卖公告作部分更改或撤销的，必须在已定拍卖日二十四小时前以同样形式发布公告。
第二十五条 竞买人参加拍卖前，应按规定向拍卖人办理登记。
竞买人办理登记时，应提交足以说明自己身份或者资格的证书。
第二十六条 公告期间，拍卖人应备有本条例所规定拍卖物的下列资料供竞买人查询，并提供实物或实地查勘方便。
（一）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内容；
（二）拍卖方式；
（三）佣金、费用和税款及其支付方式；
（四）拍卖物价款、定金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五）其他应告知的事项。
拍卖人应对前款各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七条 拍卖人应按拍卖公告确定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拍卖。
拍卖活动由拍卖专业人员主持。
第二十八条 根据拍卖物的性质或特点，经与委托人协商，拍卖人可采取下列方式进行拍卖：
（一）增价拍卖，即拍卖人宣布拍卖物的开叫价，竞买人竞相应价，以最高应价且不低于底价击槌成交；
（二）无估价拍卖，即拍卖人不宣布拍卖物的开叫价，竞买人对拍卖物直接叫价，以最高叫价击槌成交；
（三）减价拍卖，即拍卖人宣布拍卖物的最高报价，在无人应价时，拍卖人逐次降低报价，以最先应价且不低于底价击槌成交。最先应价为二人以上时，拍卖人应以该应价为开叫价，依本条第（一）项规定的方式进行拍卖。
（四）标卖，即拍卖人先期公布拍卖物的有关情况，竞买人在规定时间内将应价密封寄送至拍卖人，由拍卖人在规定时间当众开标，拍卖物由最高应价且不低于底价者取得。最高应价者为二人以上时，以先寄送应价者为竞得人；最高应价者为二人以上同时寄送的，以先开标者为竞得人
。
拍卖人采用增价拍卖方式的，可规定最低加价幅度，并可在竞价过程中随时调整最低加价幅度。竞买人的加价额低于最低加价幅度时无效。
第二十九条 根据拍卖物的性质、特点及委托人的要求，拍卖人可在拍卖物的存放地点（座落地点）进行现场拍卖。
第三十条 竞买人报出的最高价未达到底价的，拍卖主持人可宣布不成交，并当场表明最高价不足底价，但不得泄露底价。
第三十一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有工作人员制作拍卖笔录。
拍卖笔录由拍卖主持人、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拍卖笔录还应有竞得人的签名。
第三十二条 拍卖成交的，竞得人应当场拍卖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成交确认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拍卖人、竞得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地址；
（二）拍卖成交的时间、地点；
（三）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内容；
（四）拍卖物价款、定金及其支付方式、期限；
（五）佣金、费用和税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六）拍卖物的交付时间、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以及争议的解决方式；
（八）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三十三条 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拍卖人应协助竞得人办理拍卖物的产权转移、证照变更等有关手续；有关部门必须为其办理。
第三十四条 拍卖物经拍卖未能卖出或者委托人在拍卖前撤销委托的，拍卖人可在合理期限内催告委托人取回拍卖物；委托人无正当理由不取回拍卖物的，拍卖人有权收取逾期管理费用，催告期满一年后，委托人仍不取回拍卖物的，拍卖人可将拍卖物依法处分。
第三十五条 拍卖易烂、易腐物品，委托人和拍卖人可采取约定的简易程序拍卖。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拍卖人可与委托人协商对拍卖物进行再拍卖：

（一）拍卖物无人竞买；
（二）竞买人应价低于底价；
（三）竞得人不按约定支付价款和其他费用。
因竞得人不支付价款而发生的再拍卖，所得价款如低于前次拍卖价款和费用的，应由原竞得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拍卖的中止、终结和无效
第三十七条 拍卖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拍卖人应中止拍卖：
（一）拍卖物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发生争议的；
（二）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可避免的事件，致使拍卖活动难以进行的；
（三）其他不得不中止拍卖的情形。
前款各项所列的情形消除后，拍卖可以继续进行。
第三十八条 拍卖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拍卖人应宣布停止拍卖，并终结拍卖程序：
（一）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确认委托人对拍卖物无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
（二）拍卖物毁损或者灭失的；
（三）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可避免的事件，致使拍卖不可能进行的；
（四）委托人确有正当理由要求撤销委托并及时书面通知拍卖人的；
（五）其他不得不终结拍卖的情形。
拍卖程序终结后，委托人、拍卖人、竞买人之间分别订立的协议终止。
第三十九条 拍卖活动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拍卖应属无效：
（一）拍卖人未经委托人同意，擅自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的。
（二）拍卖人与竞买人、委托人恶意串通、操纵竞价或者非法谋取暴利的；
（三）委托人、拍卖人对拍卖物的不实陈述致使竞得人遭受或者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
（四）委托人、竞得人不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应资格、条件的；
（五）拍卖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物品的；
（六）拍卖活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
无效拍卖自拍卖程序开始时即无法律约束力。
无效拍卖活动的受害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委托人隐瞒拍卖物的瑕疵，拍卖物的处分权受到限制或存有争议等情况而造成竞得人损失的，委托人应予赔偿；拍卖人明知或应知的，应负连带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因拍卖公告不真实而造成竞买人、竞得人损失的，拍卖人应予赔偿。委托人有过错的，应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未按委托拍卖合同的约定保管拍卖物、出售拍卖物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拍卖人应予赔偿。
第四十三条 因委托人中止或终结拍卖，造成竞买人、拍卖人损失的，委托人应予赔偿；拍卖人有过错的，拍卖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因拍卖人、委托人或竞得人的过错造成拍卖无效的，有过错的一方或各方对受损失的其他当事人及第三人应予赔偿。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违反拍卖程序，与竞买人串通，损害委托人及他人权益的，拍卖人应与竞买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对拍卖人和竞买人分别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拍卖人的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应追回被擅自处理的财产，没收其非法所得，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其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非法从事拍卖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行为人员停止拍卖、没收非法所得，并视情节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委托人、拍卖人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参与竞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视情节对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擅自或者与委托人恶意串通调换拍卖物，欺瞒竞得人的，除责令行为者换回拍卖物并对竞得人负赔偿责任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对调换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拍卖人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拍卖主持人及评估、财务、记录等工作人员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恶意串通、隐瞒或者捏造事实等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直至取消其执业资格；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拍卖活动当事人对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的应用解释权属福建省人民政府。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1994年11月23日
道德的法——法律与道德的互动

楼杰科 徐京波


现代性社会的两大规范体系——法律和道德在不时的冲突和亲合。这种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迷惑以至于无法消除迷惑。即使是诸多的学者无论是前时的还是当下的，在诸如社会学、法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等上诠释着这一普遍而深奥的问题，并建立起各自的理论体系。虽有所共识，但仍旧无法达成和谐的一致。依然站在各自的领域内无休止的“争吵”着，谁也无法统合人们的认识。人类思维方式的不合一致及矛盾本身具有多角度思考的特性，决定着争论是必然的。这也昭示着法律和道德这一永久以来的矛盾体将是人类探讨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永恒主题。
一、 法律的原初状态
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并非是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自由圣经”。它的产生由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活在一种低下且和谐状态中的人类，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需求是不存在的。所以并没有适合它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设问：在那时是什么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即使它很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谁”在支配，它又是如何支配的？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那种原始的和谐的社会体系怎么会崩溃，即使它在慢慢地脱离低下？这时的利益关系又是由“谁”来统协的，并是如何统协的？
当古猿进化成原始人，古猿群成为原始人社会，并且各自为生存而“奋斗”时，他们就深深地烙印着利益分层（利益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结构：利益具有不同性，不同的利益具有主次，高低，大小之分。因此，按照一定利益标准可形成一个阶梯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类的利益趋向总是从高到低，从主至次，从大由小的。也就是说人类在选择利益时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功利选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存在着各自的不同利益，即使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外部特征，利益差别依然是实在。由于原始人自身固有的缺陷和自然条件地恶劣，造成生产力极端的低下，以至于个人无法独自生存。因此他们在本能运动的驱使下认识到“由于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就不得不谋求联合，走共同生存地道路。并最终在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目标支配下合成一体。虽然人类为着同一的最高利益而暂时地基本一致，但是利益的不同性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层仍旧发生着作用。即使在被最根本且最高利益所掩盖和压制的它，依旧是不安分的。所以，同样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任由它自然的随意放肆。因此，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原则加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于原始条件下，并根基于当时最高利益下的原始的朴素道德观念，在这种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充当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问题都有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这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一直在“努力而勤奋的”工作着。在整个原始社会期间人类是靠这种自身的“最神圣的氏族法规” 维系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使其不断地进化发展。即使战争这一极端的纠纷争执方式的实际运用也是道德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原始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套基本一致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又规定了对社会合作所产生之利益负担恰当的分配原则。虽然普遍而原始的道德观念由社会需求产生并以其自身的规律运作，但这主要不靠外在的物理性强制才被当时的社会中的人所遵循。而是人类对道德的认同，一种内在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 而“共同的伦理准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聚合力，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且团结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故而拥有正义、勇敢、刚毅、善良秉性的个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人也是按照这种基本的体制实施行为，因而也愿意让自己容入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于和谐的道德社会，也使利益的道德协调趋向于一致，不至于过分的动荡。
在普遍道德观念约束下的人类行为，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意味着行为总沿着道德原则设计的方向实施。因为利益分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以不时地变换结构。所以在偶然地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并且事实是：人的自我约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也会破坏道德原则。那种“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 的相反面也不时地出现。这种不确定而且不稳定的内在心理促使道德原则去寻找一些外在的非物理性力量加以补救，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氏族领袖的威信，普遍的社会压力，对死亡的恐惧等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手段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外在的补救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整个原始社会和谐的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之上的。因此，称它为“原始法”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秩序的荣耀并非是永恒的。人类自身的和社会的进化使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以及社会，并逐步地改变自我并“驾驭”起它们。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所难免，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在渐渐地降低，利益分层体系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生存作为最高利益的地位被人类追求以生存为基础的个人美好生活所取代。因此，原本统一于原始道德观念下的联合体也在逐步的分化。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洗礼，个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最终形成，从而加速利益分层结构的再变化，导致原始道德规范体系的最终瓦解。因为它无法抵抗住在剩余物质增长并被氏族贵族占有进而私有化情况下所孳生的物欲、情欲、贪欲等私欲的攻击。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先生深邃的洞察力：私有财产给予人类心灵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人们性格的新特点的出现；它在英雄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有力的嗜欲了。确实，被恩格斯称为“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那些新生的人类性格特点面前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以致于一吹即到。这种在同一形式下的非实质一致的社会意识冲突被最终决定性的激化了，从而导致了冲突双方的公然的激烈的对抗，以致于原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崩溃。无怪乎恩格斯先生论道：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当然，某种制度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死亡，某种调整手段的弱化也非调整的失败。相反，历史的规律是，将出现更有利、更符合新社会的制度或调整手段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或这些新的制度应该是承继了旧制度的某些合理特点，并创造性的带有新特征的，从而能够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体系。
在利益向着多元化发展时，利益分层的内容在不断的充实并且结构在反复的调整，因此，众多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出来，产生了同一规范体系下的矛盾——道德冲突。但是它们却无力以约束自身来调整其自身的矛盾。因为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并不足以把已产生的人类私欲抑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反，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因其固有的缺陷而放纵了人类的私欲。在“纯朴的道德高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已融入道德的外部非物理性强制方式，由于过多的依赖于道德原则，也逐渐失效。因此，在此起彼伏的道德冲突下，为了存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服道德固有缺陷的有效制度。
历史选择了法律，法律在这一契机下最终伴随着私有而来，并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 进而法律成了道德冲突的协调者，是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维护着它产生后的社会秩序。当这个社会的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到极端地不可解决地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在由表及里的层次上保持相对的和谐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临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律。它最基本的作用是缓和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可见，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 ，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 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二、矛盾的运动——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 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性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 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愿望虽然美好，却过于理想化。期盼或要求人们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前进而不去做相反的运动，是合理的。但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遵循于此，则是不确定的。唯一可确定的是没有道德和法律，这些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要道德和法律的现实存在，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有实现的一天。因此，理想化的愿望需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