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定位思考
----兼谈忠实义务

张向阳


论文提要：
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一道德教义从此被法律加以确认，立法者这一举措，无疑将会对婚姻家庭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包二奶”、“家庭暴力”、“配偶权”展开讨论，着重阐述了在这些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上，法律是如何看待并调整的。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事由、婚姻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到国家公权、社会组织对家庭暴力的介入,反映了法律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批判态度和对高品质家庭生活的导向，对健康的婚姻道德精神的提倡，而不是恣意、肆意地横加干涉。由此导出，法律对带有强烈伦理道德色彩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种情感世界的行为的介入必须有一个“度”，必须讲究立法技巧，法律与道德必须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以便携手并进，优势互补。但勿容讳言，大力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大搞精神文明建设，才是根本的选择。全文共5000字。

作者简介：

张向阳，男，1964年出生，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职法官。


一九九五年十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婚姻法以来，围绕大改还是小改，前进还是倒退，争论十分激烈，特别是婚姻法是否应规定夫妻间的忠实义务（配偶权），是一个贯穿婚姻法修改全过程的争论焦点。立法机关最后采纳了肯定意见，将这一伦理道德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第3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禁止家庭暴力”,这两个禁止是在原先四个禁止基础上增设的。对这些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的规定表明了立法者解决“包二奶”和“家庭暴力”的态度和决心。但婚姻法对同居义务未予明确。对同样是违背忠实义务，侵犯配偶权等其他行为未作规定。
关于“包二奶”问题
“ 包二奶”是典型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现象的表现，在整个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争论各方观点各异，媒体也炒作的很厉害，甚至要追究“包二奶”者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婚姻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只对重婚的行为才追究刑事责任。因为重婚不仅破坏了一夫一妻制，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国家登记机关婚姻登记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故代表国家公权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包二奶”违背的是夫妻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是情感性质的问题，社会危害性较小，如给相对方造成损害，只能在民事范围内解决，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相对方不知情或默认，则根本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婚姻事实上可以推定为特定男女当事人之间存在一项合约，互相忠实则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当然的义务，违背这两个特定“私人”之间约定的义务，应通过民事责任解决，而不是动用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刑事责任来解决。这体现了立法者的理性态度。
“包二奶”指的是时间较长，相对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在经济上女方对男方具有依附性。如以“夫妻名义”同居，则为事实重婚，性质又有不同。“包二奶”导致的法律后果有两个：一个是由此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46条），过错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由此可以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事由（32条），经调解和好无效后，应准予离婚。但对提出离婚请求的条件不加任何限制，不管有无过错，双方都可以提出，不以限制有过错一方提出离婚作为对其惩罚措施。因为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维持这种全无爱情的婚姻也是不现实的，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法律对其不应干涉，否则离婚自由就是一句空话，与法律所追求的价值自相矛盾。法律的着重点应放在公平正义以及双方利益平衡上，即如何对受害方加以救济，而不是对负心人施以重典，这不符合“权利本位”潮流。也许对情感世界的行为由道德来调整更具实效。法律对“包二奶”的批判态度是通过赋予无过错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实现的，这体现了立法者的务实态度。
关于“性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在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样也是媒体炒作的对象，尤其是性暴力问题，有观点甚至建议增设婚内强奸罪以惩处此类行为。家庭暴力不光是指对肉体的摧残，同时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当然对家庭暴力的范围不应扩大化。偶然的,一般的吵打,既不影响感情,又未造成后果,频率很小的矛盾冲突，不属家庭暴力范围。立法者考虑到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并充分运用了婚姻法是民事基本法、是私法的特点，借助民事法律手段调整此类问题。婚姻法第32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赋予受害人提出离婚的一项权利；第46条将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作为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从经济上安抚受害者；第43条第45条分别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者应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即依伤害程度不同，分别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由于虐待罪和伤害罪乃至赌博、吸毒犯罪的主体涵盖了婚姻关系当事人，因此，婚姻法只强调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够什么标准就追究什么责任，不再新设处罚和罪名。第43条还规定了村委会、居委会对家庭暴力的民间调解和公安机关的处政处罚，明确了行政管理机关的介入权。这是婚姻立法的一个创举。
应当看到，针对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在审判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包二奶”亦此。最大的障碍是举证问题。首先，家庭暴力的致伤部位往往较为隐蔽，致伤程度轻微，容易恢复，无须住院治疗。这样时过境迁，很难再能留下有价值的证据材料。而人证往往因有亲属关系，其证明力又大打折扣。如采取不正当手段偷拍偷录，即使条件允许但又涉及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且这种证据效力又该如何认定？而非此，无过错方很难举证证明对方存在过错，获取赔偿的规定只能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对此类证据的采集方式和证明程序和证明程度（内容）作出规定或司法解释，既保护无过错方要求赔偿的权利，又保护相对方包括无过错方的隐私权，同时也不损坏公序良俗。其次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很多受害人要么出于“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不愿意报案，尤其是对性方面的暴力有难言之隐，不愿意鉴定伤情；要么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懂法，权利意识和证据意识都不强，当时没有提取并固定证据。另外，仍有很多人为了孩子的利益和未来婚姻的不确定性等原因，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对过错方仍抱有幻想，等待着人家回心转意的那一天。而一个有诚意准备把小日子过下去的人是不会怀有贰心，事先就为离婚作这样那样的准备工作。实在被逼无路时，痛下决心摊牌，而对方此时已早有戒心，取证难度更大。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其理亦此。
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中的暴力，光靠几条法律条文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的，治本之策仍然是依靠道德的力量，依靠行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
于“配偶权”问题
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的忠实义务，“包二奶”违背了该项义务，即侵犯了配偶权，法律对此已设定了救济措施。但修改后的婚姻法未对“同居义务”加以明确，当一方因婚处不轨行为违反了忠实义务时，同样也是对配偶权的侵犯，此时则无任何救济措施。这似乎会引起权利的失衡，而法律在此却嘎然止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根据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尝试通过间接保护方式，只要确认其侵害他人合法的人格利益，就构成侵权，判赔一定的精神损失费给无过错方。
诚然，法律是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不仅可以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且可以评价、指引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舆论力量和个人自觉来纠正其不良行为，这就使道德担当了法所无法替代的任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中带有情感性质的一种特殊关系。感情作为人的内心感受，是可变的，具有不确定性，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而法律也不可能穷尽大众日常私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无法动用公共资源监督每个人二十四小时内是否有不规定不行，何况这也是对人权的侵犯、自由的剥夺和限制，是一种倒退。就连妻子对自己的丈夫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不轨不行，主要靠道德谴责和鞭挞来逐步消除，靠每个人提高自己的道德文化素质，自觉抵御各种诱惑。
法律毕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最低限度的约束，尤其对于婚姻家庭这种具有强烈伦理道德色彩的领域，对其调整不仅需要法律手段，更需要行政和道德手段，法律调整过多或过深，只会降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的执行也会失去相应的精神条件。如果把夫妻忠实义务法律化、看作国家公权对高品质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导向，对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道德精神的提倡，而不是“包办”，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新修改的婚姻法是婚姻立法的一次飞跃，符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契合点
法律与道德是上层建筑中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互为补充。法律只调整与人们利益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需要以国家权力进行干预的社会关系；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许多不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等只能由道德调整。但是这个范围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发生变化，原本属于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只由道德来调整；原来属于由道德调整的问题，可能转化为要由法律来加以调整。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进的大变革和转轨期，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新的社会关系不断产生，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对婚姻家庭的认识和观念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由于婚姻家庭关系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是伦理关系，同时它又是一种法律关系，受法律调整是理所当然的。法律和道德在这里发生了交叉和融合。任何一部法律只能根据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准作出现实而明确的价值取舍，如超越这个水准，管得过宽过深，则会导致对法律的抵触和规避，这种脱离生活的法律是没有人文基础的，何谈社会效果。要知道，深深扎根于特定社群里面的习惯性行为准则实实在在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它无处不在，其规范密度比法律要大得多。往往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说合、基层组织的调停和社区舆论的评价的效果更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这次所修改的婚姻法对“包二奶”和“家庭暴力”等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大趋势，作出禁止性规定和此类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规定，而并没有后来设想或者担心的严历，并初步将忠实义务法定化，而并没有“急功近利”包揽一切，这决不是对此类行为的纵容或默许。这实际上表明了国家公权对此类行为的批判态度，隐含和体现了一种道德精神，作为一种导向，提倡的是以忠贞专一的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家庭道德。此外，将此类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规范，还可以借助国家强制力弘扬道德精神，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起到双重的保障作用和教育作用，有助于树立规则的权威性。
靠法律的手段维护爱情的专一和稳定，并不是婚姻立法的本意，对此类关系的调整，应当由伦理道德来唱主角，至少目前是这样，法律暂不宜轻率干预。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婚姻立法中的公平救济，尽量将种种不忠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特别是对子女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点。婚姻能否完美，能否地久天长，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和文化素质及其道德品质。因此，关键的关键是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是以德治国。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法律和伦理道德结合的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即法律和道德所要寻求的契合点，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并进，优势互补，确需经过长期的探索。



论虚拟物的财产权

蒋津泉


这个时代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发展之快，涉及范围之广。伴随其发展的是建立在其物质基础上的网络文化。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和大家谈一谈给网络文化带来巨大影响并广泛存在于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物及其财产权问题。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网络中有关虚拟物及其财产权的一些现状
（一）虚拟物所涉及的巨大的社会财产关系
虚拟物广泛的存在于网络游戏中，并作为网络游戏市场的重要利润来源。据统计资料表明，2002年，中国网络游戏的用户达到807.4万人，产值达到9.1亿元，为2001年的187.6％。2003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规模有可能超过20亿元。据IDC的数据报告到2006年中国的网络游戏市场规模将达到83.4亿元。
2004年中国虚拟游戏装备的年交易量，不小于年游戏点卡销售额的2倍，也就是40亿元，在韩国、我国台湾省等网游发达的地区，虚拟财产年交易额已达数十亿美元。虚拟物品的交易是2004年网络游戏市场一个不可忽视的利润来源。据调查，2004年有大约20%的网络游戏用户购买虚拟物品，年人均消费为700元左右。
（虚拟物除了存在于网络游戏中，在其他领域也有所涉及，如网络聊天中的QQ秀、股票期权中，在这些领域虚拟物也涉及巨大的社会财产关系）
（二）涉及虚拟物财产权的法律事件
（随着虚拟物的广泛盛行，与此相关的法律事件也相继出现）
1、2003年第一起网络虚拟财产被盗案审结。
2、2004年新疆首例运用“黑客”技术作案引发的“虚拟财富失窃案”近日审结，涉案人孟某因盗窃罪一审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3、2004年漳州虚拟财产案审结。（比较特殊，其把存储于手机中的信息作为虚拟财产）
（虚拟物的种类的增多，其引起的法律关系也增多。类似这样涉及虚拟物的法律事件现在很多）
何谓虚拟物？
按字面理解，虚者，假也；拟者，模仿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虚拟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不符合或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假设的；二是指虚构。虚拟物作为一个词，来源于英语cyberspace（电脑空间），又称为the virtual community（虚拟世界）,指存在于network(网络)中的与现实世界相对的一个空间概念。目前，对虚拟物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我认为可将虚拟物描述为：指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虚构物。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是目前影响较广的虚拟物的一种，以其为例，其范围包括：虚拟金币（货币）、虚拟装备（武器、装甲、药剂等，即"item"）虚拟动植物（宠物、盆景等）、虚拟角色（虚拟人，ID账号）。并以存储形式（即虚拟物体现为存储在游戏服务器上的电磁记录）；感知形式（即虚拟物体现为虚拟世界中的美术作品）3．效用形式（即虚拟物体现为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权利义务凭证）三种形式表现出来。
虚拟物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和财产有关的法律关系，确定这些法律关系有助于对虚拟物的保护和管理。
虚拟物的财产权问题
（一）虚拟物的特性
虚拟物广泛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它不是一种物质。它相对于传统民法上物权的客体有体物不具备物理特性，是一种非物质。同时相对于知识产权的客体智力成果表现出劳动的方法、技术、或过程，表现为劳动的结果，是一种可以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物。
虚拟物往往是智力劳动的结果，具有价值性，其拥有者要么是付出了智力劳动要么是付出了金钱和时间和其他形式的劳动。虚拟物所体现的价值可以通过评估解决，评估的结果可以用来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虚拟物并不是独立与现实社会的，它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客观的联系。其在现实世界中能够找到对价，并能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自由转换，即可被处分。虚拟物因此具备在法律意义上财产权的适格性。虚拟物具有价值性。并通过其价值性引起多种的法律关系，如网络游戏中玩家之间的、玩家和运营商之间的；采用股票期权制度的公司中、公司中的股东和职员的等等。
虚拟物的价值性同时体现在它的稀缺性上，虚拟物不是无限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稳定存在的，它具有稀缺性的特征。也正是它的这一特性，使得它需要法律来规制和保护，定分止争。
（二）虚拟物具有的财产权
财产权是通过对有体物和权利的直接支配，或者通过对他人请求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享受生活中的利益的权利。它包括物权和债权。是否仍包含知识产权，学界没有统一的定论。没有把知识产权分立出的财产权还包括对智力成果的支配并享有利益的权利。可见财产权的客体可以是有体物，也可以是无体物。它所关注的是其客体所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物质形态。
虚拟物一般具有著作权和债权两种财产权属性。（在这里笔者认为广义的财产权包含知识产权）。
以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为例
1．虚拟物的债权属性
从玩家与运营商之间因虚拟物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看，虚拟物涉及债权。这时虚拟物体现为债权的虚拟凭证。这里说“虚拟凭证”，是相对于支票、债券等“实体凭证”而言的。
　　债是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即债权；债务人负有为满足债权人请求而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即债务。当玩家正常加入一款游戏开始，玩家与运营商之间就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玩家出钱购买运营商提供的游戏服务。虚拟物代表了运营商提供的概括的游戏服务中具体的子服务。玩家通过支付对价（包括在游戏中的时间、精力投入，或者通过离线的现金交易）获得虚拟物。这一对价成为虚拟物上所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法律基础。玩家支付对价后，运营商提供相应的服务（甚至直接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玩家在游戏中持有虚拟物实质上是获得了可以要求运营商提供相应服务（乃至金钱）的凭证。
不同虚拟物的交易价格差距很大，是因为不同的虚拟物上所体现的玩家能从运营商那里获得的服务（乃至金钱）的规格、数量不同，玩家相应的精神愉悦程度和所收获的经济利益也不同。
虚拟物的交易实质上是其中玩家对其债权的让与。虚拟物的买方实质上是获得了虚拟物所体现的可以从服务商那里获得的相应服务（乃至金钱）。
因此，虚拟物是玩家得以请求服务商为其提供特定的服务（乃至金钱）的证据。对于玩家来说，虚拟物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其存储形式，甚至也不在其感知形式，而是在其效用形式。虚拟物的交易所体现的正是债权的转移。
2、虚拟物所具备的著作权属性
在网络游戏中虚拟物的感知形式是美术作品，涉及著作权。
（1）由服务商享有
有的游戏公司试图通过主张对虚拟物的著作权、进而禁止转让虚拟物的作品使用权、来阻止虚拟物的交易。例如Verant公司就坚持认为由于其享有著作权，玩家不能对虚拟物进行交易。该公司曾多次要求拍卖网站eBay将有关虚拟物转让的条目删除。这里服务商以著作权为由阻止虚拟物交易的理由受到质疑。因为，根据著作权法学中的权利穷竭原则，著作权一次用尽：即当玩家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从游戏服务商处获得著作权的载体（虚拟物）后，著作权即告穷竭。服务商不能对此后的虚拟物交易行为主张权利。因此，对虚拟物而言，服务商看来无法以著作权作为阻止虚拟物交易的理由。
选择这种模式时，可以在服务商与玩家之间的《用户服务条款》格式合同中约定虚拟物可以在玩家之间自由转让，以便利虚拟物的正常交易。虚拟物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是玩家。享有著作权的服务商未来可在虚拟物进一步商品化而制作衍生产品（即演绎作品、周边产品）时享有“商品化权”。
（2）由玩家享有
有的公司通过合同方式来明确承认玩家对他们在游戏中创造出的财产享有知识产权。支持由玩家享有虚拟物著作权的观点认为，服务商仅仅是在软件中提供了创作复杂角色的一个框架和平台，并没有直接产生出玩家所创作的特定角色，因为玩家对某些角色的特征具有专有的控制权。例如，玩家可以发展出他所控制的角色和其他角色的关系，而服务商对这种关系绝对没有控制权。
高级、复杂的虚拟物为玩家提供了高级的游戏经验，也提高了游戏的质量，有利于游戏本身的发展，有利于服务商的整体利益。就此而言，服务商应该为玩家创作高级、复杂的虚拟物提供激励。虚拟物的交易实际上为玩家创作高级、复杂的虚拟物提供了激励。
选择这种模式时，玩家既是虚拟物的著作权人，又是虚拟物所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
（3）由服务商和玩家共同享有
这是逻辑上存在、法律上允许、实践中可考虑的一种模式。
选择这种模式时，可以在在服务商与玩家之间的《用户服务条款》格式合同中约定：虚拟物中的虚拟人（ID账号）的著作权归玩家享有；除了虚拟人（ID账号）之外的虚拟物共同享有著作权，同时允许玩家之间转让其持有的虚拟物。
虚拟财产权在股票期权上已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