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分离与现代法治/郝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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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分离与现代法治
2000年9月13日 00:07 郝铁川
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林顿总统及其夫人希拉里多年来欠下的律师费高达1100万美元，这对第一夫妇可能在离开白宫时背上7位数的债务负担。克林顿夫妇自1993年起便拥有法律援助，当时夫妇俩因“白水事件”而成为调查对象。今年上半年，一部分美国人同情克林顿夫妇官司没完没了的痛苦，慷慨解囊资助共95万美元，使得这个于1998年成立的基金会总共获得800万美元的捐款。然而，这些远远不够为克林顿夫妇清偿所有的律师费。
堂堂的一国总统，竟然有1000多万美元的债务，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的国王，哪一个不是国家最富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本不会背一身债务。在古代社会，政治上“贵”的人，必定是经济上“富”的人；经济上“富”的人，也必定是政治上“贵”的人。富贵合一，这是那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所以，才会出现“当官发财”、“争权夺利”的语句。
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经济资源、财富按市场竞争原则来配置，政治地位、资源按民主选举原则来配置，因此，富贵分离了，即：富者未必就是贵者，贵者亦未必是富者。现今美国最大的贵者当属总统克林顿，最大的富者则是比尔·盖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教育他的部长和其他官员：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大财。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法律、法规大都规定，公务人员不得经商，并且要定期申报个人财产，如果财产收入不合理、来历不明，则以贪污罪论处。
富贵分离，实际上就是权钱分离。现代法治社会绝对少不了这一法则，因为：
第一，有利于增大社会安全系数。经济资源由市场来配置，政治资源由民主来配置。经济出现问题了，官场未必就同时感冒发烧。官场出现问题了，经济未必就相应一败涂地。但在古代社会，由于富贵合一、权钱相连，因此就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飘忽不定的情况。
第二，有利于遏止腐败。富贵分离，权钱分离，使贵人不便直接凭借政治权力掠夺不义之财，富人不便直接凭借财富夺取政治权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但比富贵合一、权钱相连的体制有利于遏止腐败。因为，如果是有权就有钱、有权就有钱，那么，搜刮民脂民膏将变得十分容易！
第三，有利于权力制约机制的培育和生存。法治离不开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这种制约需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基础之上。一个社会，如果一部分人热衷于到市场上赚钱，而无暇，也不屑于去当官，但又担心当官的人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自己的财富，那么，这部分人肯定就要想方设法利用法治去管住当官的人滥用权力，并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宪法、行政法等现代法律不都由此而来吗？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富贵、权钱分离的体制传统，因而常常导致政治一“感冒”，经济马上就“打喷嚏”。例如，“文革”十年政治动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常常导致腐败之风难以遏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同志在《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一文中指出，反复出现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体制性原因之一，就是党企、政企不分（我认为其实质就是富贵、权钱不分）。一些党政干部插手企业具体事务；企业遇到问题也往往不找市场而找党政领导。在此过程中，有的领导人乘机弄权索贿；一些企业为了在计划、项目、资金、进出口许可证、土地划拨与批租等问题上寻求支持，就向党政干部送钱送物，腐败由此而生。
其实，富贵分离，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益处的。富人可以集中精力去赚合法、合理的钱。贵人可以集中精力去处理社会事务，如此分工，一心不二用。这不比富贵合一体制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潇洒吗？快点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吧，快点让不必要的行政权力从市场退出吧！
2000年9月13日 00:07 郝铁川
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林顿总统及其夫人希拉里多年来欠下的律师费高达1100万美元，这对第一夫妇可能在离开白宫时背上7位数的债务负担。克林顿夫妇自1993年起便拥有法律援助，当时夫妇俩因“白水事件”而成为调查对象。今年上半年，一部分美国人同情克林顿夫妇官司没完没了的痛苦，慷慨解囊资助共95万美元，使得这个于1998年成立的基金会总共获得800万美元的捐款。然而，这些远远不够为克林顿夫妇清偿所有的律师费。
堂堂的一国总统，竟然有1000多万美元的债务，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的国王，哪一个不是国家最富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本不会背一身债务。在古代社会，政治上“贵”的人，必定是经济上“富”的人；经济上“富”的人，也必定是政治上“贵”的人。富贵合一，这是那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所以，才会出现“当官发财”、“争权夺利”的语句。
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经济资源、财富按市场竞争原则来配置，政治地位、资源按民主选举原则来配置，因此，富贵分离了，即：富者未必就是贵者，贵者亦未必是富者。现今美国最大的贵者当属总统克林顿，最大的富者则是比尔·盖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教育他的部长和其他官员：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大财。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法律、法规大都规定，公务人员不得经商，并且要定期申报个人财产，如果财产收入不合理、来历不明，则以贪污罪论处。
富贵分离，实际上就是权钱分离。现代法治社会绝对少不了这一法则，因为：
第一，有利于增大社会安全系数。经济资源由市场来配置，政治资源由民主来配置。经济出现问题了，官场未必就同时感冒发烧。官场出现问题了，经济未必就相应一败涂地。但在古代社会，由于富贵合一、权钱相连，因此就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飘忽不定的情况。
第二，有利于遏止腐败。富贵分离，权钱分离，使贵人不便直接凭借政治权力掠夺不义之财，富人不便直接凭借财富夺取政治权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但比富贵合一、权钱相连的体制有利于遏止腐败。因为，如果是有权就有钱、有权就有钱，那么，搜刮民脂民膏将变得十分容易！
第三，有利于权力制约机制的培育和生存。法治离不开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这种制约需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基础之上。一个社会，如果一部分人热衷于到市场上赚钱，而无暇，也不屑于去当官，但又担心当官的人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自己的财富，那么，这部分人肯定就要想方设法利用法治去管住当官的人滥用权力，并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宪法、行政法等现代法律不都由此而来吗？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富贵、权钱分离的体制传统，因而常常导致政治一“感冒”，经济马上就“打喷嚏”。例如，“文革”十年政治动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常常导致腐败之风难以遏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同志在《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一文中指出，反复出现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体制性原因之一，就是党企、政企不分（我认为其实质就是富贵、权钱不分）。一些党政干部插手企业具体事务；企业遇到问题也往往不找市场而找党政领导。在此过程中，有的领导人乘机弄权索贿；一些企业为了在计划、项目、资金、进出口许可证、土地划拨与批租等问题上寻求支持，就向党政干部送钱送物，腐败由此而生。
其实，富贵分离，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益处的。富人可以集中精力去赚合法、合理的钱。贵人可以集中精力去处理社会事务，如此分工，一心不二用。这不比富贵合一体制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潇洒吗？快点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吧，快点让不必要的行政权力从市场退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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