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法律文书公开的基本前提 ——可阅读性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以法言法语写就的法律文书，尤其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判决书即使说理充分、论证严密、结果正确，当事人也难以理解，这使得法律文书公开难以取到应有的公开效果。在不降低法律文书水平的前提下，重视法律文书的实用性和通俗性、提高法律文书的说理性来增强法律文书的大众阅读性是法院法律文书公开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

法言法语；可阅读性；公开的实效

引言：

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2]这句话的意思是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而不告不理原则、居中裁判原则使法官在庭审中无法过多地表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更不便对当事人的对错进行直接的评价，否则极易使当事人认为法官偏袒另一方，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法律文书，特别是判决书，就成了法官表现其想法和观点的最重要载体，也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集中体现，只有让当事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算得上是“看得见的正义”，法律文书公开的实际意义才能落到实处。

一、 公开与可阅读性的辩证关系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知识和理论都已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各大书店汗牛充栋的书籍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却鲜有人能够全面掌握、了解并运用之。原因不一而足，有人们兴趣、爱好、需要方面的内在动因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应该是书籍本身的原因——可阅读性的问题。

（一）书籍是知识层次分工的结果。就拿我们的教科书来说，二年级的书必然以一年级的为基础，也必然比一年级的更上一层楼，如此层层叠叠、循序渐进、相互依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体系。这种体系、这种分层，不能随意打乱，特别是数理化，让小学生去学高中、大学的知识是拔苗助长、异想天开，在高中、大学的课本中再重复小学的知识是无谓的浪费。所以，当今世界每一本书都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读者，所以每一本书都有它的适用人群，这个适用人群由其知识层次决定，越是高深、越是专业的理论，其适用人群的范围越窄。这就是知识的阶梯。

（二）法学知识体系的庞杂性。法学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中外法学理论界分类结果亦不相同。例如英国《牛津法律指南》中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具体分为七个部门：①法律理论和哲学；②法律史和各种法律制度史；③比较法研究；④国际法；⑤超国家法（如欧盟法律）；⑥国内法；⑦附属学科，如法医学、法律精神病学等；①-③属于理论法学，④-⑥属于应用法学，⑦本身并不研究法律问题，但同发生的法律问题有联系。[4]日本《万有百科大辞典》中将法学分为四大部类：①公法，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②私法，包括民法、商法、民诉法、劳动法、国际私法；③刑事学，包括刑法、刑诉法和刑事政策学；④基础法学，包括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5]。在我国，沈宗灵认为，法学有九个独立分科：国内法学、国际法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学、理论法学、法学的边缘学科；每一个独立分科又可再分为较低层次的分科，如国内法可再分为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第二层次分科，民法学又可再分为合同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婚姻法学、继承法学等第三层次分科。[6]不一而足，相信普通人仅仅看这个分类就已经头大，更不用说去学习它、了解它、应用它。哪怕是已经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也只不过略知一二而已。

（三）法律文书公开对象的无差别性。案件的当事人有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目不识丁者，也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导师及各种专家学者，甚至这些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可能出现在同一个案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法院的法律文书的阅读者在知识层次方面具有其他任何一本书籍、任何一份材料都不可能具有的相关性（关乎切身利益甚至生命）、广泛性和普遍性。这就为我们法院法律文书的制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要能够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或者至少能听得懂，又要能经得起高端知识分子的挑剔和检验。所以，写好法律文书，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形式公开与实质公开。生效法律文书本身就具有公示和对抗效力。依照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之规定，法律文书甚至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法律文书具有证据效力。因此，将法律文书予以公开，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但我们不能忘记，公开不是目的，达到法律文书的预期效果才是目的，为了公开而公开，充其量只是形式的公开。

综上，我国人口众多，知识结构参差不齐，但总的来说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欲提高法律文书公开的效果，必须提高其可阅读性。

二、 法律文书的历史沿革与界定

（一）法律文书的历史沿革、定义和种类

法律文书是参与法律活动的主体——国家机关、法人、公民在处理各项法律事务中，为其规定的权利或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7]法律文书在我国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周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法律文书，并将之作为处罚的凭证。[8]法律文书按制作的主体可分为两大类：1、专属性法律文书，是指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为实现其特定职能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如公诉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2、一般性法律文书，是指司法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法人、公民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所制作的法律文书，如起诉状、代理词。[9]

（二）各法律文书作用和地位比较

1、刑事方面。我国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法条决定了到达法院之前的刑事法律文书，如公安机关的立案报告、破案报告、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通缉令，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书、起诉书、抗诉书、公诉词等法律文书对当事人的影响都将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依照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之规定，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也无法对当事人形成终局影响。律师的辩护词、诉讼代理词在实务中可有可无，影响和作用更低。

2、民事方面。在实务操作中，当事人可以口头立案，甚至有时双方当事人一起到法院时，没有起诉状法院亦受理并调处案件，只有调解不成时才会让当事人写起诉状起诉，当事人可以当庭口头答辩，所以答辩状作用降低了。

3、行政方面。之所以会有行政诉讼案件，本身就是因为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制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不服，且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撤销或部分撤销，对行政处罚甚至可以直接变更。

4、法院法律文书的重要性。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律师、法人及自然人在三大诉讼中所制作的法律文书，都有可能被法院确认、变更、撤销或宣布无效，所以我们得出“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结论，弗朗西斯·培根甚至认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0]，这一名言十分精辟地说明了法院工作的重要性。“法院不能拒绝裁判”，故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才是任何一个诉讼案件都必不可少的。而在法院的所有法律文书中，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有重大影响的判决书更是至关重要，是整个法律文书体系的至高点，处于法律文书金字塔的顶端，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笔者在此仅以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为例论述让当事人读懂法律文书的重要意义。

三、 当事人读懂法律文书的重要性

当事人读懂法律文书，实质上即法律实施的一部分。以法律实施的主体和法的内容为标准，法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法的遵守、法的执行、法的适用。[11]
不妨引入以实际业绩定公务员的待遇制度

杨涛


在没有中央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区分的中国，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只能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最底层的台阶上走完职业生涯，相应的，难有太大起色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将伴随他们终身。不过，已向国务院报送即将提交初审的《国家公务员法》，在“当官”之外，将为中国500余万公务员另辟一道上升阶梯———即使没有职务的升迁，也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待遇的提高。(《新京报》12月5日)
如果能确立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渠道的“双梯制”，使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也能随着职级的晋升而提高，改变仅仅靠职务晋升来提高待遇的现状。公务员就不会再视职务晋升为提高待遇的唯一通途，从而在当官的道路上“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样无论对于打破“官本位”的思想还是在公务员中间实行待遇的更加公平合理都是有益的，笔者对于这项改革持赞同的态度。
但是，笔者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职务晋升还是级别晋升来决定公务员的待遇的高低，都是一种以身份来决定待遇的做法，也就是说是以其官职大小或职级的高低这些身份关系来决定其实际所获得的待遇。当然，这种身份关系根本不同于封建社会中因血缘、宗亲关系所生成的天然身份关系，这种身份关系的形成与本人的努力和对国家的贡献有关，反映了其能力、业绩、资历等综合素质，用这种身份关系与本人的各种待遇挂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如果仅仅以职务、级别这种身份关系的晋升来决定各种待遇，而不引入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所完成的工作量和业绩大小作为评判其待遇的机制，仍然会存在不公平和弊端。因为，职务、职级的确定往往是一次性的，公务员只要上了一个台阶，他的待遇也就上去了，那么他的待遇就只和其职务、职级有关，而与实际工作中付出的劳动无关，这样在事实上就产生了“同等劳动不同的待遇”的不公平现象，公务员职务、级别晋升了待遇一劳永逸地提高，不利于激励低职务、低级别的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北京市推行“3581”工程后，北京市中级法院的一位人士说，以前科员的基础工资比处级低，但如果办理的案件多、质量好，他的收入可能与处长差不多，甚至更高。据他介绍，北京市某中院自1996年以来渐渐形成自己内部的奖金制度，其主要的标准是“工作数量和工作质量”，客观上有利于法院公务员工作积极性的提高。而这些奖金的取消——虽然新制度中设立了绩效工资，但它仅与公务员级别挂钩，而与其个人业绩表现无关——可能导致大家回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时代。（见《新闻周刊》2004年月11月15日，当然严格上讲对法官不应当实行公务员管理）同时，这种单一的评判待遇的机制也可能会加剧在职务、级别晋升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因为，一次性的投资能换来长久的不变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在笔者看来，公务员职务、级别的晋升给公务员带来的荣耀是无以伦比的，权力的拥有使其万众瞩目，能在更高职务上更能实现其人生抱负，这是给公务员的最高回报。不然，何以理解美国总统布什新近提名家乐氏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古铁雷斯会丢去750万美元的年薪而自愿出任年薪17.5万美元的商务部长？因而，职务、级别的晋升伴随着待遇的相应提高是可行的，但是以此来作为待遇提高的唯一的标准是值得质疑的，职务、级别的晋升本身是对公务员的充分肯定和认同，但如果其要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多的待遇仍然应当更加努力地工作，而不是简单地以其已经获得身份来参与工薪的分配。也只有如此，大多数处于金字塔底端的且升迁遥遥无期甚至根本无望的低职务、低级别公务员才能因为多种形式的待遇分配机制获得勤奋工作的动力。
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公务员法》必须引入以实际业绩来确定公务员的待遇的新的机制，建立职务、级别的晋升伴随着待遇提高及以实际业绩来提高待遇的双重机制，让低职务、低级别公务员用其更加勤奋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能获得与表现平常的高职务、高级别公务员相差不会太远的待遇。当然，这种业绩在具体评定中如何量化，不同职务、级别的公务员中实行什么样的标准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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