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 , 陈晓红 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





关键词: 其他人格利益 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人格权 类型化 案例指导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一、引言：研究的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利益的侵害因此被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包括人身权和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1]然而，与在法律上被明示规定、具有明确的内涵、外延和救济方式并且稳定性较强的人格权相比，学者们所称的“其他人格利益”往往是反射的、消极的，享有者无法请求他人履行，而只能在受到侵犯时请求法律的保护，稳定性较弱。因此，虽然《侵权责任法》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但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其应该受到更多限制，以确保在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行为人的行为自由之间达至合理的平衡。
依据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３－４条的规定，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侵犯“死者人格利益”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将更多的人格利益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例如，在侵犯“祭奠权”、[2]“生育选择权”[3]以及“担心感染狂犬病”[4]等案件中法院都判决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张，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其他人格利益”毕竟不是人格权，行为人有时候很难知晓该利益的存在。而且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因此极易被伪装和夸大从而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肆意扩张。这不仅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而且可能造成行为人动辄得咎的局面。因此，笔者拟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之规定。
二、前提：“其他人格利益”的界定
“其他人格利益”是“其他法益”的下位概念。龙卫球教授认为：“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为其他法益。”[5]结合人格权和法益的概念，可以将“其他人格利益”界定为：权利主体所固有的、与特定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的、受法律消极保护的利益。
在美国法上，有一个与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概念：“纯粹精神损害”。纯粹精神损害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在处理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相互之间关系时，由美国法院所创造的。最初，美国判例法将因身体伤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作为寄生的损害给予赔偿，前提条件是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成立；[6]而对没有身体损害的单纯的精神损害则不予赔偿。在“巴塔拉诉纽约州案”[7]中，法官首次突破了将精神损害作为身体损害附属的做法，对因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依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之间的关系，美国法上的精神损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因身体损害所导致的非财产损害，即由此引发的对受伤者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的赔偿，如对痛苦或者失去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等的赔偿；第二类就是纯粹精神损害，即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在美国法上，损害财产一般不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财产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问题不属于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
鲁晓明副教授借鉴了美国法上的这一概念，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8]显然，这一概念的创设及其内涵的界定与我国法学界已研究多年的纯粹经济损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瑞典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作了如下界定：“本法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被理解为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9]
不过，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法上的概念却不考察其在美国法上的渊源及内涵，容易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而且以是否有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划分精神损害“纯粹”与否的标准并不适宜。德国法学家冯·巴尔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失和权利侵害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感情损失虽然会因为实体的损坏而产生，但是否实际产生却取决于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真正要考察的并不是侵害所有权而导致的结果损害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痛苦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足以获得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经济损失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精神损害’。”[10]也就是说，在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虑的是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问题。精神损害与特定人的人身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与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成文法典，也就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上所谓的“权利”与“利益”之分；侵权行为客体是否是一项成文法上的权利并不是其是否获得赔偿的必要条件。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美国法上的纯粹精神损害是为了解决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以该精神损害是否由身体上的损害所导致作为划分标准，而非鲁晓明所界定的以“是否有基础权利受到侵害”为标准。[11]
《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为“人身权益”。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同样采取了两分法，即人身权和其他人身利益。但是，侵害人身利益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鲁晓明所称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这种做法，是基于精神损害本身与特定人的人身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来考虑的，因而比较科学。因此，笔者建议，与其标新立异地采用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不如就采用《侵权责任法》上已经认可的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
笔者拟以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立法和司法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以期裨益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德国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８４７条即著名的“抚慰金条款”开创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具体规定之先河。依据该条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的类型主要是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以及诱使非法同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雇佣关系中的性别歧视）、第６５１条（违反旅游合同）以及第８２４－８２６条（分别为信用的危害、诱使发生性行为和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也规定了非财产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德国版权法》第９７条、《德国航空法》第５３条、《德国核能法》第２９条、《德国航海法》第４０条等都有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12]虽然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但由于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加之《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３条关于“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的规定，法律在应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问题，《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是采取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的方法来应对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日益增多的挑战：第一，将某些精神损害解释为一种健康损害；第二，创设一般人格权概念，并且将之解释为该条款所指的“其他权利”。
（一）健康权的扩张及其限制
根据德国法学界的见解：“医生为逃避损害赔偿义务而使病人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之内遭受身患癌症的恐惧，属于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范畴……在此之外，休克损害，如因获悉配偶死亡的消息而发生的休克损害，也属于健康损害。”[13]另外，“如果将健康侵害的界限置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那么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应付来自环境的致害行为”。[14]由上可见，纳入“健康权”损害范围而给予赔偿的，包括休克损害、[15]精神恐惧以及环境利益受损所致损害这三类。
虽然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但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极易被伪装和夸大，因此与一般生理健康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相比，对这类健康权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对休克损害而言，与类似情况下的通常反应相比，受害人所遭受的医学上可以识别的心理或身体疾病要严重得多，并且持续时间要长得多；休克必须不能表现为不合理的或者扩大化的反应；如果遭受休克损害的人是第三人，还要求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有亲近的个人关系。[16]也就是说，与一般的健康权受侵犯相比，对心理健康受到侵犯事实的认定更为严格。在因果关系上，“蛋壳脑袋”理论这一适用于人身损害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例外更多。冯·巴尔教授解释为：“这一规则虽有例外（特别是在那些不过是通常的琐碎小事却导致了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的案件中）；而精神上的受损倾向不如身体上的受损倾向那样受到重视也是事实。”[17]对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亲近关系的要求，一方面满足了可预见性的规则，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损害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张。
（二）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限制
一般人格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院通过“读者来信案”、“骑士案”、“录音案”以及“索拉亚案”等案件的判决所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18]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如口头和书面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19]德国学者“菲肯彻将一般人格权（同营业权）称为‘框架权利’”。[20]然而，在德国民法学者对民事权利的性质和类型的讨论时却并未涉及所谓的“框架性权利”。也就是说，这类权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权利，而是权利之外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作为一种权利类型而提出的所谓‘框架性权利’，在德国民法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法领域。”[21]“这一权利的特征与这款（指第８２３条第１款）所列举的其他权利是不同的。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不能很容易的在事实上成立。”[22]这是因为，一方面侵害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比损害特别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严格；另一方面，法官在判断责任承担时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详而言之：
第一，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德国法上的过错责任构成包括法益侵害、可归责性、违法性和过错四个要件。在违法性判断上，德国理论界存在“结果违法性”和“行为违法性”两种观点。“行为违法性”是指“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不侵害他人的一般义务”。[23]而关于“结果违法性”，德国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性并不是什么疑难问题，因为原则上，行为符合侵权的事实要件即指示出其违法性，也就是说，只要没有特殊的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对法益的侵害总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结果违法学说的内容”。[24]“结果违法性”学说对“违法性”的判断采取的是一种推定的方式，并不积极去判断“违法性”要素；而“行为违法性”学说则要积极地去判断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然而，这一“指示违法性的原则不适用于框架性权利。对这些框架权利还必须对违法性进行明确的确定”。[25]由上可知，对侵犯法律明确规定权利的行为采用的是“结果违法性”学说；对侵犯“一般人格权”这种框架性权利的行为在违法性的判断上则采用“行为违法性”学说。也就是说，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事实并不能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还需要考量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对义务之存在与否及其限制的判断应当受制于政策考量因素。[26]
第二，一般人格权在位阶上低于人格权，而且稳定性较弱，内涵、外延均不甚明确，边界很难被行为人所知晓，因而很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面上产生冲突。[27]若动辄让行为人承担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责任，会妨碍其行为自由。因此，“在认定非法侵害特别人格权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权衡财产利益，但在认定非法侵犯一般人格权时，权衡财产利益就是必要的”。[28]“尤其是在媒体侵权的情况下，被告的言论自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29]甚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一项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判例中说：“利益权衡原则必须具有决定性意义”。[30]也就是说，德国法上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否构成侵权，是个案考察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美国为例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侵权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判例法传统。在美国法上，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考察原告某项具体权利是否被侵犯，因此不存在本文所讨论的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美国法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所考虑的一些法律政策因素以及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手段亦能为我们处理类似案例提供借鉴。下面分述之。
（一）规则层面的限制
从总体上看，美国法对“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
在美国法早期，精神损害被作为身体损害的寄生损害看待。如果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不成立，即使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不能得到赔偿。也就是说，美国法意义上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在这时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则过于严苛且欠缺公平性。因为遭受了一般的身体伤害就可以获得赔偿，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却不能获得赔偿，对受害人十分不公平。后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身体）影响规则”，即受害人在虽然只有轻微的身体伤害但却伴随着严重精神伤害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赔偿。例如，在“波特诉德拉威尔和ＷＲＲ公司案”[31]中，法院判决原告背部轻微的伤害或者眼中落入的灰尘都可以成为足够的“影响”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此后，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影响”的解释越来越作扩大化处理。在“大都会北线通勤铁路公司诉巴克利案”[32]中，原告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条件下长期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因担心感染癌症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案的争议就在于仅仅是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而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是否构成“身体影响”。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逐渐发展成为要求有身体上的症状或者是在医学上可以诊断的疾病，如有恶心、呕吐、流产等症状，或者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及国际疾病分类中《精神障碍辞典》所规定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的症状。然而，由于个体的精神和承受能力的不同，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ＰＴＳＤ所描述的症状。如果不考虑这些个体性因素，对被告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具有“正常毅力”的人才能获得赔偿。除ＰＴＳＤ之外，法官也给予那些症状被相当模糊地描述为“沮丧”的人以赔偿。[33]
基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美国法院一般会要求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或者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身体上的症状，以证明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从而避免虚假诉讼，危及行为自由。
２．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可预见性规则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法上各种类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行为人对精神损害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是法官和陪审团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这一规则突出表现为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
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适用于在精神损害发生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合同、法律地位或者先行行为而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案件。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行为人对受害人精神上的健康和安宁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对受害人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具有较高的预见性。在美国法上，这种特殊关系通常包括医患关系、邮局与收信人的关系、停尸房与死者家属的关系等。例如，在 “莫丽恩诉凯瑟基金医院案”[34]中，一位已婚妇女被诊断为患有梅毒，并且医生叮嘱其将这个诊断结果告诉丈夫，并建议其丈夫做检查。此后，该患者和丈夫彼此怀疑对方有婚外性行为，最后导致婚姻破裂。后经复诊，夫妻双方都没患梅毒。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终审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原告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原告的精神损害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因而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在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时，有两个限制性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被告方是否负有照顾原告方精神安宁的义务，这主要是由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二是被告方对多大范围内的人负有此种义务，只有与被告方有关系或者被告对其负有义务的人才能获得赔偿。[35]
３．因果关系的限制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间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争论的焦点问题。
早期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被经常引用的“米切尔诉罗切斯特公司案”[36]中，法官否认原告诉讼请求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流产并不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是意外的、不寻常的情况结合一起所导致的。而在后续案件中适用的“危险区域规则”也是通过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有所突破而发展起来的。在“罗布诉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案”[37]中，原告驾车回家路过铁道时，后车轮被路口的车槽卡住了无法前行，而该车槽本是因为被告的过失才出现在这里的。原告尝试了几次移动汽车都没有成功。正在此时，被告的火车驶来，原告在火车撞上她的汽车前几秒钟逃离，并亲眼目睹了她的汽车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原告躲过了火车，没有遭受身体上的伤害，但却因惊吓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此后无法哺育自己的婴儿，并且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养马工作。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满足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前两个限制条件：即被告有过失，原告有身体上的症状；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官认为被告行为是原告损害的直接原因，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两个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关键在于法官和陪审团对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认定。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科学的发展使得医学可以更好地确定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法律因果关系（英美法上通常称为“近因”）的认定则是一个融合了法律政策、利益衡量等众多考量因素的结果。
４．对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
上述三种限制，适用于遭受精神损害的人是直接受害人的情形。如果遭受精神损害的人为间接受害人，美国法上还有专门的“狄龙要素”规则予以限制。
中共海南省教育厅党组


中共海南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印发《海南省教育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琼教党〔2005〕56号


厅各处室，各直属学校、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厅及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根据中央、省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厅党组经讨论研究，制定了《海南省教育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海南省教育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



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海南省教育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

为加强我厅及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明确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保证中央、省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决策和部署的贯彻落实，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促进我省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根据中央、省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厅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保证中央、省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系列部署和决策的贯彻执行。

第二条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与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相结合，坚持与完成教育改革和发展工作任务相结合，坚持与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坚持与加强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相结合。

第三条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做到责权明确，奖惩严明，定期检查，常抓不懈。

第二章 组织领导和责任内容

第四条 我厅及直属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由厅党组全面负责，在党组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教育工委（纪工委）办会同机关党委负责。党组书记对教育厅及直属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总责，党组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具体责任内容：

（一）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分析研究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制定相关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根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精神，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党风廉政法规制度，研究提出和完善我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监督机制的政策与意见，提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措施；

（三）领导党员、干部学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强化公务员廉洁从政意识，正确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努力为基层和学校服务；

（四）履行监督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和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廉洁从政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五）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各项规定，落实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规定。教育厅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并责成有关处室组织实施；

（六）根据纠风工作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研究提出加强我省教育系统行风建设的具体要求；

（七）落实选拔任用干部的各项规定，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八）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接受省纪委的监督。定期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听取专题汇报，对进一步加强廉洁自律、查办案件、治理行风、监督检查等重要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第五条 厅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具体责任内容：

（一）贯彻落实中央、省、厅党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分析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干部、党员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要文件，抓好本单位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

（三）贯彻落实中央、省、厅党组印发的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和规定，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四）履行监督职责，对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班子成员廉洁从政的情况进行监督；

（五）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应专题研究和分析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工作情况，注意抓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和纠正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

（六）每年底向主管厅领导和教育工委（纪工委）办报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并根据主管厅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的要求抓好落实；负责报告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重要问题，并根据主管厅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的要求进行调查处理，或配合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

（七）负责或受主管厅领导、纪检监察部门的委托，同职责范围内管理的干部进行廉政谈话，并及时汇报廉政谈话情况；

（八）具体指导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充分发挥本单位负责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作用，支持他们依据职责开展工作。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应向本单位领导和教育工委（纪工委）办负责。

第六条 教育工委（纪工委）办、机关党委负责厅机关、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日常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具体职责内容：

（一）根据中央、省和厅党组的指示要求，研究提出厅机关、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意见和建议，经厅党组讨论同意后组织实施；

（二）每年向厅党组报告一次厅机关、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重要的阶段性的工作要及时总结，重要事项要随时报告请示；

（三）对厅机关、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和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要求和建议；

（四）定期分析厅机关、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沟通信息，加强协调；协助厅党组定期向各处室、各直属单位主要领导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意见；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

（五）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宣传、教育工作；

（六）加强执纪办案，负责厅机关、直属单位党组织、党员违反党纪的处理工作；

（七）加强对厅机关、直属单位从源头预防、治理腐败等问题的调查研究，拟定厅机关、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规定，报厅党组审议；

（八）负责厅党组责成办理和协调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工作责任分工

第七条 按照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厅内相关处室和有关直属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能、职责，分别牵头负责以下各专项工作：

（一）办公室负责协调落实中央、省关于制止奢侈浪费的有关规定，负责执行领导干部用车、配车制度，会同计财处制定机关和直属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规定，并负责具体落实，负责礼品登记和上交管理等项工作；

（二）人事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领导干部收入申报、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亲属经商办企业情况和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受理、登记等项工作；

（三）外事处负责压缩控制出国（境）团组、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负责厅机关及所属单位人员在外事活动中接受礼品的登记上交工作，有关部门配合；

（四）计财处会同办公室负责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落实“收支两条线”、清理“小金库”、清理银行帐户、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项工作；

（五）教育工委（纪工委）办、办公室负责了解、报告学校的重大突发性政治事件等工作；

（七）教育工委（纪工委）办、计财处、基础教育处、督导室、办公室负责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

（八）人事处负责协助教育工委（纪工委）办落实“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两种手段”查办涉及领导干部案件的规定；

（九）教育工委（纪工委）办负责组织各处室、各直属单位落实禁止公款吃喝玩乐，禁止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规定。

第八条 中央、省有新的规定和工作任务时，将按内部各处室、各直属单位的职能、职责及时明确责任单位。


第四章 考核与责任制追究

第九条 厅党组负责领导、组织对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考核工作，并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列入厅年度总结或工作报告。

第十条 各处室、各直属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干部落实责任制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向主管厅领导和教育工委（纪工委）办、人事处报告检查考核情况。

第十一条 人事处在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工作中，要把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作为评价干部、选拔任用、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 人事处在上报党组任命处级干部职务之前，要事先征求教育工委（纪工委）办的意见。

第十三条 厅机关党委在安排廉洁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要按中央、省有关规定，将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列为重要内容，并抓好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四条 教育工委（纪工委）办、机关党委负责对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落实好的单位和领导干部建议厅党组或有关部门予以表扬，对落实不力的单位和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处理建议。

第十五条 对领导干部违反中央、省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和本实施办法的，应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按照中央、省的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需要追究政纪责任的，比照所给予的党纪处分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