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省政府令第31号


现发布《浙江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万学远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营机制，推动企业进入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途径和目标是：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责任。
　　第三条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深化企业改革，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强化企业各项基础管理工作，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在落实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建立和完善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坚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条　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按照宏观要管好，微观要放开的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改革管理企业的方式，培育和发展市扬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健全社会服务体系。

　　第二章　企业资产及其经营形式
　　第五条　企业财产属国家所有。企业财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其他依据法律和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认定的属于全民所有，由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
　　第六条　企业财产实行所有权、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
　　第七条　为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和协调，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省人民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协调委员会。
第八条　为确保企业财产所有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分别行使下列职责：
　　（一）考核企业财产的保值、增殖指标，对企业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进行审查和审计监督；
　　（二）按有关规定，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收益的分配方式、比例或者定额；
　　（三）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决定或者批准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由企业自主决定的投资项目除外；
　　（四）决定或者批准企业资产经营形式和企业设立、合并（不含兼并）、分立、终止、拍卖，批准企业提出的被兼并申请和破产申请；
　　（五）根据国务院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审批企业财产的报损、冲减、核销及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的抵押、有偿转让、组织清算和收缴被撤销、解散企业的财产；
　　（六）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决定或者批准企业厂长的任免（聘任、解聘）和奖惩；
　　（七）依照法律、法规拟订企业财产管理的制度和办法，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八）维护企业依法行使经营权，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干预，协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第九条　企业依法行使企业财产经营权，对企业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第十条　企业资产经营应当确保资产保值、增殖。经批准，企业可以实行以下几种资产经营形式：
　　（一）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继续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应当完善承包办法。实行“包死基数，超收分成；包死基数，递增包干；包死基数，超收全额返还”。亏损企业可以实行“亏损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分成”。为有利于企业休养生息，增强企业后劲，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适销对路，技术改造任务重，需要扶助发展的重点企业，各地可以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在企业建设以及还贷期间，将承包上交利润基数适当调低，已低于企业实现利润15％的，原承包上交利润基数不变。对其中的少数大中型企业，可以实行特殊办法予以扶持。企业承包应当强化资产经营责任，并逐步向资产承包责任制过渡；
　　（二）股份制经营。企业可以积极创造条件，按规范化的要求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三）税利分流。逐步扩大实行税利分流的范围，有条件的企业应当实行税利分流；
　　（四）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可以利用外资，进行“嫁接”式合资经营；
　　（五）仿照“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管理；
　　（六）企业集团经营。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以资产为纽带，按规范化、股份化要求，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组建企业集团，实行规模经营；
　　（七）租赁经营。小型企业可以实行资产租赁经营；
　　（八）其他资产经营形式。

　　第三章　企业经营权
　　第十一条　落实生产经营决策权。
　　放开生产经营范围。除法律、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特殊规定的以外，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生产经营条件调整和扩大生产经营范围，不受行业限制，不再办理审批手续。企业可以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15天内予以办理。
　　缩减指令性计划。除照转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以外，省计划部门只管理极少数关系重点工程建设和国计民生的产品。执行国家和省计划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企业有权要求与需方签订合同，需方不签订合同的，企业可以不安排生产。缺乏应当由国家保证的能源、主要物资和运输条件的指令性计划，企业有权要求调整计划或者要求政府给予相应补偿，也可以要求采取“定向定量不定价”的办法执行指令性计划。计划部门应当在接到企业上述要求的报告之日起15天内予以答复，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调整计划、不给补偿、不同意采取“定向定量不定价”办法的，企业可以不执行。
　　除国家和省计划部门以外，任何部门都不得下达或者附加指令性计划。
　　第十二条　落实产品、劳务定价权。
　　企业生产的日用工业消费品，除列入国务院物价部门和省物价部门管理价格的产品外，由企业自主定价。非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省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地）、县（市、区）物价部门不再行使日用工业消费品定价权。
　　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除国务院物价部门和省物价部门颁布的价格分工管理目录所列的少数产品外，由企业自主定价。省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物价等有关部门不得擅自扩大价格管理范围和干预、截留企业定价权。省物价部门应当列出价格分工管理目录，并定期予以颁布。
　　企业提供的加工、维修、技术协作等劳务，全部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十三条　落实产品销售权。
　　除指令性计划产品以外，企业有权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渠道、销售对象、销售方式由企业自主确定。各级政府和任何部门都不得强行给企业指定收购单位或者低价收购企业的产品。废除任何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一切封锁和限制企业产品销售的有关规定以及其他歧视性措施。
　　指令性计划产品和国家规定由特定单位收购的产品，需方或者政府指定的部门不履行合同的，企业有权停止生产，并可以要求下达计划的部门调解，或者依法起诉，追究需方或者收购单位的违约责任。企业已经按合同生产的产品，不予收购的，允许自行销售。
　　企业可以采取灵活的促销措施，实行销售人员的工资、奖金、差旅费、出差补贴以及其他销售费用与销售额、资金回笼额挂钩等销售费用包干、联销计酬的办法。
　　第十四条　落实物资采购权。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供应的物资，必须与供方签订合同。计划部门应当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指令性计划以外的所需物资，由企业自主采购，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为企业指定供货单位和供货渠道，不得采取限制企业采购的措施。
　　企业对国家指令性计划供应的物资和自行采购的物资，由于品种规格不符合生产要求或者多余的，允许自行调剂或者处置，价格随行就市。
　　第十五条　落实进出口权。
　　企业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外贸代理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并参与同外商谈判。允许有条件的企业在外贸企业内设立进出口部，以外贸企业的名义开展外贸业务。允许挂靠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开展出口业务。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向国家申请进出口经营权。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在获得进出口配额、许可证以及出口退税等方面，享有同外贸企业同等的待遇，其依法享有的进出口权，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干预和截留。
　　支持和鼓励外贸企业、自营进出口企业通过与国内外其他企业联营、合作、参股、组建企业集团等形式扩大进出口业务。
　　企业留成外汇和有偿上交外汇以后应得的人民币都应当及时分配和返还给企业，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平调和截留。企业有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自主使用留成外汇和进行外汇调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干预。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有权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本企业经常出入境业务人员。审批机关对企业经常出入境人员的出入境，实行一次性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办法。
企业用自有外汇安排业务人员出境的，不占用出国用汇指标，不再办理出国用汇核销手续。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可以不办理出国用汇审批手续，如自有外汇不足的，可以到外汇调剂市场调剂。企业应当按有关规定加强用汇管理并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
　　企业可以选择并通过国内具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权的企业在境外承揽工程、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他劳务。
　　第十六条　落实投资决策权。
　　企业用货币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在国内投资，不受区域、行业、产业及所有制的限制，由企业自主决定投向。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企业可以向境外投资和在境外开办企业。
　　企业遵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地区发展规划，能够自行解决资金来源以及其它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生产性建设项目，由企业自主立项，自主进行工程经济技术论证，自主决定开工。有关项目资料和具有法律效力的验资证明报计划委员会或者经济委员会备案并接受监督。建设项目涉及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的，由企业直接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并按规定提供申报材料，有关部门在接到申报材料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办理，逾期不答复的，视同许可。在办理过程中，企业要求协调的，政府及其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应当及时予以协调。有关部门不予办理，或者经协调后仍有不同意见的，企业可以按有关法律、法规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不能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或者需要政府投资的，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需要银行货款或者向社会发行债券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政府有关部门会同银行审批或者由银行审批。需要使用境外贷款的，报省计划部门批准。
　　企业用留利进行生产性投资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税务部门核准，退还企业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
　　企业在保证完成承包任务（非承包企业在实现利润不低于上年）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增提新产品开发基金的比例，报财政部门备案。企业可以按国家制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的幅度。企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和新产品开发基金，免缴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以后，企业发生的新产品试制研究和开发费用，不再从销售收中提取，据实在企业的管理费用中列支。
　　第十七条 落实留用资金支配权。
　　企业在实现资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有权依法自主确定税后留利中各项基金的比例和用途，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灵活运用和调度资金。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无偿调拨、挪用企业留用资金不得强令企业以折旧费补交上交利润。
　　第十八条　落实资产处置权。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一般性固定资产有权自主决定出租、抵押或者有偿转让；对关键性设备、成套设备和重要建筑物有权决定出租，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也可以抵押和有偿转让。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处置固定资产，按国家规定的资产处置程序进行。
　　企业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必须全部用于企业生产性建设。
　　第十九条　落实联营、兼并权。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实行跨地区、跨行业、 跨所有制联营，自主选择联营形式：
　　（一）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具备法人条件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二）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共同经营，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承担民事责任；
　　（三）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订立联营合同，确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联营各方各自独立经营、各自承担民事责任。
　　企业按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其他企业，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落实劳动用工权。
　　在城镇范围内，企业有权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企业确因城镇招工不足，经县级以上劳动部门批准，可以从本地农村招用农民合同制职工
　　企业录用退出现役的军人、少数民族人员、妇女和残疾人，法律和国务院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企业定向或者委托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由原企业安排就业。对其他大专院校、中专、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录用。
　　刑满释放人员和劳教解教人员同其他社会待业人员一样，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经考核合格后，自主录用。保留职工身份的刑满释放人员和劳教解教人员，原企业应当予以安置。
　　企业根据国家法规、政策和生产经营的需要，自行编制招工计划，自行制订招工简章。
　　企业有权自主确定用工形式。企业可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也可以实行合同化管理和其他适合企业生产经营特点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用工形式。企业可以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由企业与职工协商确定，可以是长期的，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以完成某一特定生产工作任务为期限的。企业和职工按合同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并直接办理同一城镇范围内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职工调动或者转移。城镇集体所有制身份的固定工调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后，应当改为劳动合同制，并报劳动部门备案。
　　企业有权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对富余人员可以通过兴办第三产业、厂内转岗培训、提前退出岗位休养等办法安置。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通过厂际交流、职业介绍机构调剂等方式，帮助转换工作单位。富余人员也可以自谋职业。
　　企业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依法制订的企业规章，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辞退、开除职工。
　　对终止或者被解除劳动合同、辞退、除名或者开除的职工，待业保险机构依法提供待业保险金，劳动部门应当提供转业训练和再就业的机会。对属于集体户口的人员，其户粮关系迁离企业，按户籍管理规定予以落实。
　　第二十一条　落实人事管理权。
　　企业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和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要求，自主行使人事管理权。
　　企业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实行聘用制和考核制，有权在企业内部实行公开考核、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工人可以聘为管理人员或者技术人员；被解聘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可以安排当工人。企业可以跨省、跨地区招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涉及户粮关系转移的，由企业直接商办，涉及户粮关系转移的，由企业直接报当地人民政府人事劳动部门审批，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企业可以向境外招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企业有权设置在企业内部有效的专业技术职务。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评定的各类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技术职务和待遇由企业自行决定，可以高聘，可以低聘，也可以不聘。
　　企业副厂级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提名或者党委推荐，企业组织人事部门考察，经一般由厂长召集的党政领导集体讨论后，由厂长决定任免（聘任、解聘），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大型企业副厂级行政管理人员，厂长在决定任免（聘任、解聘）前，应当征求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省直属企业副厂级行政管理人员的任免（聘任、解聘），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按照国家的规定决定任免（聘任、解聘）。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有条件的企业宜实行厂长、书记一人兼，也可以党政交叉兼职。
　　企业应当建立和落实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的任免（聘任、解聘）、评议等工作程序和民主监督制度。
　　第二十二条　落实工资奖金分配权。
　　企业在按规定提取的工资总额内，有权自主使用、分配工资和奖金，自主确定职工的工资待遇，自主确定本企业职工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办法、条件和时间。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特点，选择实行岗位技能工资或者结构工资、等级工资、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含量工资等具体分配形式。
　　第二十三条　落实企业内部机构设置权。
　　除法律和国务院有特殊规定的以外，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内部机构的设立、调整和撤销，自主决定企业的人员编制。企业内部机构的职责、分工及人员配备由企业自行确定。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无权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取消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套用行政级别的做法。
　　第二十四条　落实拒绝摊派权。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除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以外，一切向企业收费、集资等，都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的，企业有权抵制并可以向审计等有关部门控告、检举、揭发，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查处。企业也可以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除法律和国务院、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以外，企业有权抵制任何部门和单位对企业进行的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

　　第四章　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国家不再为企业清偿或者连带清偿债务。
　　企业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它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处于生产经营的中心地位，对企业盈亏负有直接经营责任；职工按照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盈亏也负有相应责任。
　　第二十六条　企业必须建立分配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其它工资性收入，应当纳入工资总额。
　　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总额基数的确定与调整，应当报劳动部门，由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核准。
　　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按实现利税计算的本企业经济效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按净产值计算的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原则。
　　企业应当每年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中提取不少于10％的数额，建立工资储备基金，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一年工资总额的，可以不再提取。
　　企业必须根据经济效益的增减，决定职工收入的增减。亏损企业发放的工资总额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核定的工资总额。
　　企业的工资调整总体方案和奖金分配总体方案，应当提请职工代表会审查同意。企业工资、奖金的分配应当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企业违反上述规定或者以弄虚作假等手段增发工资、奖金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职工多得的不当收入，应当限期扣回。
　　第二十七条　厂长晋升工资应当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政府主管部门可以按企业销售收入、经济效益的大小以及资产保值增殖的状况，确定厂长的工资待遇。
　　第二十八条　企业连续三年全面完成上交任务，实现企业资产增殖以及职工收入随之增加的，或者当年业绩显著的，由政府主管部门对厂长或者厂级领导给予相应奖励，奖金由决定奖励的部门拨付。
　　亏损企业的新任厂长，在规定期限内，实现扭亏增盈目标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厂长或者厂级领导相应奖励，奖金由决定奖励的部门拨付。
　　第二十九条　企业为实现政府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产品因定价原因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物价部门应当有计划地调整或者放开价格。不能调整或者放开价格的，财政部门应当给予相应的补贴或者其他方式补偿。经补贴或者补偿后仍然亏损的，作为经营性亏损处理。
　　企业经营性亏损的，厂长、其他厂级领导和职工应当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企业一年经营亏损的，应当适当核减企业工资总额，厂长、其他厂级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不得领取奖金。亏损严重的，还应当根据责任大小，相应降低厂长、其他厂级领导和职工的工资。
　　企业连续两年经营亏损，亏损额继续增加的，应当核减企业的工资总额，除不得发放奖金外根据责任大小，适当降低厂长、其他厂级领导和职工的工资；对企业领导班子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不胜任的厂长应当降职或者就地免职，不得易地按原职级安排工作。
　　第三十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或者己签订减亏、扭亏责任书的企业，视经营情况，按合同或者责任书的规定兑现奖罚。
　　第三十一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未完成上交利润任务的，应当以企业风险抵押金、工资储备基金、留利补交。
　　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承租方在租赁期内达不到租赁合同规定的经营总目标或者欠交租金时，应当以企业的风险保证金、预支的生活费或者承租成员的年度收入抵补，不足部分，由承租方、保证人提供的担保财产抵补。
　　第三十二条　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准确核算成本，如实反映经营成果，定期进行财产盘点和审计，做到帐实相符

论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上海大学法学院2001级研究生 陈颖辉）


内容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 阶级性 社会性 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 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 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宪法的阶级性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法的阶级性之上的。按照传统权威观念，法具有当然的阶级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也具有阶级性。作者对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并无疑义，但对法具有当然的阶级属性这一前提条件，还有值得讨论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学者认为，法产生于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对立才有体现统治阶级意义的法的出现。但法的产生上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有其萌芽，酝酿，及条件储备过程。他不可能是在某一点上激变而成，而是法的要素不断积累以至形成完整的所谓的法的概念。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氏族的逐渐瓦解，私有制的逐渐形成，习惯法也由此产生，但此时的社会却不存在阶级对立，甚至连阶级还未产生。因此，法具有阶级性这一命题，并不具有当然性和准确性，而由此建立的宪法的阶级性理论也似乎只是空中楼阁。
（二） 从理论背景上分析
法的阶级性，即宪法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一个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的阶级 社会，而对于此社会必须有三个基本前提，①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②两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反观世界东西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必然是广大人民，但被统治阶级已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存在，这就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对立的国家社会中，只存在统治阶级，而没有被统治阶级。显然，这种理论 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公共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改进与改革，例如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福利国家”及股份制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均拓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包容力，足以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缓和，界限日益模糊，无产者逐步向有产者转化。因此，对于当前东西方国家，虽然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但阶级对立的界限日趋模糊甚至消失，阶级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而宪法作为统领性的母法，更应适应此趋势的发展，摆脱由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而给宪法带来的浓厚的政治及暴力色彩，找到宪法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平等与自由。
（三） 从宪法的价值定位上来分析
宪法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产物。通观古今中外的宪法 ，其内容都包括了两个基本内容即权利与权力。从中体现了 立法者对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予以宪法上的高度关注，使得宪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控制国家公权和保护个人私权。国家为少数人所统治，即统治阶级。控制国家公权势必是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予以限制，因此，也决定了宪法应将其价值定位在强调个人意志，也即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多数人或整体的意志。由此，不难理解民主，平等与自由作为宪法的根本价值取向。而对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即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不管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都将是对民主，平等，自由的抛弃与践踏。而以此为价值取向的宪法无疑会演变成暴力的，政治的，畸形的“宪法”。
通过以上对宪法阶级性的分析，作者认为传统的权威观念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和特殊目的。阶级对立的社会固然决定了宪法的阶级属性，同时分析宪法的阶级性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反思宪法 的真正本质与价值追求，来建构我国的宪法及理论体系。但是，宪法的阶级性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过分强调，必然会导致唯意志论。随着阶级界限的模糊，原本的两大对立阶级更多的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利益阶层和集团，而宪法此时应更明显的表现为对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中的主导意识和生产条件的确认和保护，从而最大化地体现宪法的价值追求。

二 宪法的社会性

宪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同时也必然属于社会现象，那么宪法与社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观念仅把宪法的社会性作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加以理解，势必限制，阻碍了对宪法社会性概念及理论的真实，全面理解。作者从以下三反面对其作全面阐述：
第一，相对于法的专门法律特征而言，宪法的社会性是反映社会关系并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必然对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原则上的确认和调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宪法关系。因此，这种宪法关系必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从而在范围上体现了宪法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宪法对此种宪法关系的确认与调整，并不单纯是阶级意志的内容，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势的客观反映，而阶级意志无非是把客观情况反映到宪法规范的一种媒介和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是客观，必然的，并不由统治阶级的意志任意决定。
第二，相对于宪法的阶级性而言，宪法的社会性为了执行其阶级治理职能，必须同时执行具有全社会意义的社会公共职能，具有某种社会共同性。宪法的价值追求所决定的民主，平等与自由必然要求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赋予其平等，自由的权利。由此决定宪法决不仅是执行阶级治理的职能，而应把重点放在执行公共职能上。诸如环境，人口，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除此之外，宪法还应否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特别体现？作者认为，宪法体现的固然是一种主流意志，但主流是相对于非主流而言的，禁止非主流的存在或对非主流的漠视，势必是一种自杀行为。因此，宪法应当在确保宪法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兼容各个阶级，阶层，利益团体的意志，才能使主流意志得以顺畅执行，否则，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或者说主流意志都无法存在。
第三，宪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必然要不同程度地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反映客观规律，促进社会发展，而宪法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有其产生，发展，变革以至消亡的内在规律。
宪法的稳定性使保证宪法最高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能说宪法必然是恒定不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宪法也必然要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确认和保护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宪法关系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由此才能保证宪法的活力和效力。另一方面，宪法自身存在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发展规律。但宪法毕竟是客观规律被意志化的产物。因此，其中必然会渗入主观认识，意志的因素，只是程度不同而以。从而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等纯粹的客观规律相区分，在外观上表现在宪法的滞后性，良恶及实施效果的好，差等问题上。

三 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以上通过对宪法的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概念予以区分，并分别阐释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明朗了许多，但作者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 传统观念认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即是社会性。对于阶级性而言，它属于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宪法的社会性指出宪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客观物质范畴，而在我们讨论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时，务必将其置于同一范畴之内，因此才能便于两概念的沟通与区分，显然，在主观意志范畴内，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并非社会性，而应是“共有性”，即体现包括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共同意志，而社会性作为客观物质范畴的其中一个概念，并不能称其为阶级性相对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是随时可见的。但这种对立是建立在主观范畴与客观范畴之间 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正确区分二概念的范畴，才能更好的理解下面所要阐述的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 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宪法所体现的阶级性和对立性，是对立统一的，时或社会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阶级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处于平衡状态，时或平衡状态被破坏而导致法的更新。
首先，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时相互对立的，其表现在：①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主观范畴，后者属客观范畴。由于主观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任意性，因而无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情势，从而无法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势必阻碍宪法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这种主客观的对立将外化为宪法的修改以及重新制订上。②阶级意志的体现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在宪法的社会性更关注社会各利益团体，阶层，阶级以及个人的利益，即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这两种意志之间，除存在共同之处外，势必也存在着由于利益的分立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导致的对立关系。
其次，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又是统一的。宪法的 阶级性与社会性是共存有宪法一体中的两个不同侧面。这种统一表现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没有社会性的宪法便无法保证其科学性，民主性，而更倾向于一种专制性和暴力性，丧失了宪法本应具有的基本价值准则，从而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而对于只有社会性，没有阶级习惯的宪法是否存在仍存在诸多疑点。由于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的产物，因此，宪法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抹杀的阶级属性。尽管，目前阶级界限日趋模糊，但是否存在只有社会性，而无阶级性的宪法还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
其三，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转化的。在宪法能较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所确认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足以容纳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此宪法所体现的社会性应是占支配地位的，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秩序逐渐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时，统治阶级仍以暴力顽固地予以坚持，维护原先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时，而演变，异化为阶级习惯占主导地位，相反，以阶级性为主导的宪法在条件具备时林业必能转化为以社会性为主导的宪法。
第三， 从宪法的价值高度，揭示其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关系。
关于宪法价值，上文已所论述，对于东西方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以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为宪法的两大指导原则，贯穿始终。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执行程度以及理论理解方面存在差异。这也是由各个国家具体的 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等国情所决定的。而将此两大原则进一步深化，则不难推出宪法的价值追求——民主，自由与平等。虽然它可作为各种法的共同的价值目标，但由于宪法的权威性以及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这三种价值目标在宪法上体现的最为深刻和集中。宪法调整的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因此，公权与私权的对立及协调是宪法的主要任务。对公权的限制，即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自由平等，而对于宪法的阶级性，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统治阶级正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管者。因此，强调宪法阶级性无疑会削弱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而使民主，平等，自由遭到威胁甚至伤害。另一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反映的只是整个社会中部分群体的意志，而无论其人数是多是少。宪法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宪法必须对所有人或每一个人予以平等的关注，而不考虑人多人少。相反，他更注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宪法的阶级性无法保证其自身的价值追求，而往往由于统治阶级的任意性，私欲性以及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而致与其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宪法的社会性客观上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科学性，民主性与共同性。因而，与其价值追求相符。宪法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在价值取向上是相互对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始终占支配地位时，才能确保宪法价值目标的实现。
以上作者对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概念进行阐述与区分，并从法哲学和价值角度，对二者关系加以论述。但研究问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问题本身，而应揭示研究该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作者认为，区分宪法的 阶级性和社会性，研究二者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
首先，转变观念，拓宽视野。中国学者大部分承认宪法的阶级性的权威性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和研究工具。但社会的发展，阶级界限的模糊，以及对法的起源等问题重新思考均对传统的权威理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因而，中国学者势必转变观念，从对阶级性的过分强调过渡到对宪法的社会性的关注，才能克服传统观念带来的局限性，开阔视野，促进宪法理论以及宪法本身的完善和发展。
其次，便于宪法文化的融通和交流。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无疑带来了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冲突与交融。宪法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势必要卷入世界文化交融的旋涡之中。此时，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使自己孤立起来，阻碍自身及社会的发展，终将被淘汰。相反，只有加强对宪法社会性的关注，才能在这场文化冲突中，占有主动地位，从而维护宪法的活力和自身的独立性。
最后 ，有利于增强宪法制定，修改以及实施的实效性。宪法的社会性符合了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宪法的价值追求，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及个人的意志，同时也确保了宪法实施后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