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加强采石场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工作的通知
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
近期以来，采石场重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形势严峻。1995年1、2月份采石场重大事故死亡人数比1994年同期上升高达20％。事故频繁发生，给国家和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同时，暴露出一些矿山企业和有关部门在安全生产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如有些采石场违
反采矿科学规律和国家规定，采用“一面墙”或者掏采的方式进行开采，导致了多起坍塌事故甚至山体垮落的发生；有的主管部门和矿山企业重经济效益，经生产安全，对采石场存在的事故隐患熟视无睹，使事故隐患长期得不到纠正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采石场的健康发展。目前，正
值采石高峰期和事故多发期，为了扼制重大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加强采石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继续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矿山安全法》，落实《矿山安全法》中规定的各项职责，尽快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全体职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真正做到依法办矿、依法管矿和依法采矿。
二、各地区要按照《关于开展采石场基础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劳矿局字［1995］1号）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做好采石场安全生产状况调查工作。在弄清采石场安全生产状况的基础上，针对薄弱环节，有目的、重点地加强安全监督和管理工作。
三、矿山企业必须严格按照《露天矿场安全生产规定》和《建材矿山安全规程》的要求布置开采顺序和工艺，积极改造“一面墙”的落后开采方式，坚决禁止“掏采”。
四、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引导采石场走规范化发展道路。广东、浙江、湖北、安徽和大连等省、市劳动部门坚持监督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适用于不同情况的采石场安全开采模式和管理经验，各地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组织企业认真学习和借鉴。
五、各级劳动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要注意研究采石场事故发生规律，在开春、农忙过后和年底开展季节性安全大检查，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采石场，要严格执法，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要依法进行处罚。
六、事故多发地区的劳动部门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加大对采石场的执法力度，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采石场综合治理的配套措施，尽快扭转本地区采石场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
七、强化职工的培训和教育工作。主管部门要下大力气帮助企业按照《矿山安全法》的规定进行全员安全教育和培训，使全体职工懂得基本安全生产技术和岗位安全职责，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各级劳动部门要严把采石场（矿）长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关。
八、严肃查处采石场重大事故。今后采石场发生特大事故要新闻曝光，公开处理。坚决惩处重大事故责任者，尤其要从严从快查办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玩忽职守，置矿工的安危和国家的法律于不顾而引起的重大事故的责任者。



1995年4月3日
简析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模式

张世琳


　　〔摘要〕 侵权行为法自身在民法典的体系构成中究竟如何安排，归纳起来有五种模式可供选择。本文简要介绍了这五种模式，认为应该采绝对独立模式中的一元责任模式。

　　〔关键词〕 模式 相对 绝对

　　考量立法的历史与现实，比较有关法典形式的学说和争议，侵权行为法自身在民法典的体系构成中究竟如何安排，归纳起来有五种模式可供选择。将这些模式以是否独立成编为标准分门别类，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非独立模式（也可以称为传统模式），包括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模式和我国的传统模式。其二是独立模式，因独立程度的不同可再细分为相对独立模式和绝对独立模式。尽管独立模式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独立方式之争，但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呼声最高。

　　一、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非独立模式综述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非独立模式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它以其发达的民法体系和辉煌的法典化成就而著称于世。尽管大陆法系各国的侵权行为法规范在民法典中的具体位置和条文数量有所差异，规定所涵盖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侵权行为始终是被作为债的一个发生原因而规定在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债法当中。换言之，大陆法系国家侵权立法传统模式的特点是在债法体系下建构侵权行为法，侵权行为法在逻辑和结构上始终统摄于债法体系之中。虽然《法国民法典》在形式上没有明确的债编，但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一编实质上涵盖了债法的内容，其侵权行为法也正是规定在该编之下“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之中。尽管不甚典型，但也并未超出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模式的范畴。

　　侵权行为法是否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民法典制订中的一大热点,也是确立民法典体系的主要内容。目前主要有赞成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与反对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两种观点。从大陆法系的传统来看,一直将侵权行为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将其归属于债法之中。此种模式的合理性极少受到学者的怀疑并一直被赋予其高度评价。[1]

　　但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已使侵权行为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行为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2]

　　（二）我国的传统非独立模式

　　我国至今尚未颁布民法典，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称民法通则），是我国的民事一般法。该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在民事责任体系下构筑侵权行为法体系，从而确立了我国侵权立法的传统模式。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一章（第6章）共分四节，即一般规定、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四个部分，其中以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条文最多，初步建构了我国的侵权行为法规范群，基本将实现了债与责任的分离。因此，有学者认为，我们确定民法典的体系构成时，可以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单独设立一编“民事责任”，规定侵权责任、违约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

　　将原本由物权、债法、亲属法中的民事责任统一于“大民事责任”下的民事立法是不现实的，民法典侵权编只能规定侵权法的一般规则，包括侵权行为的一般确认规则和归责原则的一般规则。

　　首先，由于立法法典化的主要目标就是给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规范基础，因此，保持法典的稳定性是对法典的首要要求。民法典中的侵权法编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应该将其自身定位于“原则法”，对那些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时代尺度”[3]的社会基本体制和基本伦理价值做出反映。因此，侵权法所包含的规则应该主要是“一个文明社会里一直需要并且未来也将需要”的那些基本规则，除此以外的则交给特别法和判例来提供。

　　其次，侵权行为特别法规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在保护对象、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方面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事项，如交通事故为主的危险责任、以环境侵害为主的生态保护责任、以建筑物侵害为主的占有人责任、以医疗事故为主的专家责任和以产品为主的消费者保护责任等。对此，法典只能提供基本的思路构建出一个大框架，使得每一类侵权行为的受害人都能够按照这种框架的指引得到民法的救济，而对每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事项具体的明确规定，只能有待于特别法或者单行法来提供，民法典侵权法编毕竟容量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做出规定。此外，这些为了适应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特别法，虽然大多是基于衡平考量而对民法典中的侵权规范做的修正，但也有不少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而制定的，如我国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定等。[4]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被附加了特定时期公共政策的特别法已经成为了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的工具，是不适宜规定在价值中立的民法典之中的。

　　简言之，侵权特别法所调整的事项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多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如果将这些规范全部纳人民法法典，民法典体系就会变得庞杂芜乱，使其原有的基本价值和精神面貌趋于模糊，进而给民法典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损害。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在具体危险责任方面都坚持了“非法典化”的做法，“非法典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现代大多数关于由物所致的损害的责任的法律规定都是在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中建立起来的。”[5]如德国将这个领域完全交付给了特别法，即使在20世纪进行债法整编时也没有将其纳人法典。同样，在危险责任法典化方面走得比较远的荷兰新民法典，也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将其全部法典化的野心，而是将大量的特别法留在了法典之外。

　　民法典侵权法编应该做的，只能是对于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一般的权利义务规则做出明确规范，并对比较成熟、确定的特殊侵权行为，通过简要列举的方式明确其相对特殊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或无过错责任原则)，至于具体的操作规范则应留给特别法或者单行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法典与特别法互相补充协调，在保持法典稳定性的同时，为特别法的发展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便使侵权法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6]

　　二、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独立模式综述

　　所谓独立模式，是指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模式。独立的模式并不唯一，形式上共同的独立并不能掩盖独立程度上的实质的差别。以独立程度为标准，可以分为相对独立模式和绝对独立模式，绝对独立模式下还可以再细分为一元责任模式和二元责任模式。

　　（一）相对独立模式

　　所谓相对独立模式，是指在法典内部体系上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但其内容实质仍受债法制约，侵权行为法总体仍旧居于债法总则的统属之下的独立模式。形式的独立并未改变侵权行为法在逻辑上仍受制于民法典内某一编的状况，此种独立至少在程度是上不完全、非绝对的，故而此模式又被称相对独立模式或形式独立模式。采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该草案共设七编，八十一章，一千九百二十四条，七编的顺序为依次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该草案对传统债法的处理采用了“总则－分则”的方式，即在“债权总则”编之下，再专设“合同”编和“侵权行为”编。对此，起草者的解释是：“鉴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各种新的合同类型和新的侵权行为类型，致债权编条文数剧增而与其他各编不成比例，遂参考荷兰新民法典将债权编分解为债权总则、合同和侵权行为三编，形成法典‘双层’结构。”[7]所谓“双层”结构，自然是将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一起作为民法典中债法层次之下的又一层次而言，在该草案侵权行为法一编的理由说明当中，起草者再次强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本质相同，因此同属于债权法，称为侵权行为之债。侵权行为之债与合同之债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法定之债，后者为意定之债。但两者本质相同，均属于相对权和请求权，具有共同的本质和效力……本法的双层结构：第一层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五编；第二层是债权编内部的划分，债权总则与作为债权分则的合同编和侵权行为编。可见，本编内部不构成与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的并列关系，只是在债权总则之下与合同编构成比例关系。”[8]由此可见，社科院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中采取了侵权行为法相对独立的立法模式

　　主张将侵权行为纳入债法体系者主要从物权与债权区分的角度立论，认为社会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两类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若不进行相对法律关系的处理，权利就不具有可实现性。合同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虽有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的区别，但权利性质相同，均属于请求权，其履行、移转、变更、消灭以及多数当事人债权债务、连带债权债务等适用相同的规则，所以有将侵权行为纳入债编的必要。[9]

　　这种主张的立论角度存在逻辑缺陷，侵权行为并不是局限于物权和债权的，对任何权利进行侵犯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从物权和债权区分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侵权行为，得出的结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权利的可实现性最终落脚点在责任，没有责任保障的权利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权利，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直接的法律后果就是侵权行为人要承担因此而造成的责任。

　　侵权行为发生后的确会产生请求权，但这不是将侵权行为归入债的理由，因为请求权不等于债。物权请求权也是请求权，我们都不会将它归入债，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之债呢？

　　（二）绝对独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