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罢工权立法焦点

周生军


　　论文摘要:本文聚焦罢工权立法要点----保护性规范和限制性规范，阐述通过罢工权立法实现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力制衡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罢工权　保护性规范　限制性规范　权力制衡与社会效益
内容：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劳方对于改善劳动条件、中止人格污辱行为的诉求直接表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赋予劳方以罢工权，以达到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本文着重对罢工权在立法方向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罢工权的理论认知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不清，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罢工，混淆劳动法范围的经济性罢工与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性罢工，致使罢工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罢工权也相应地被规避、被排斥。
　　广义的罢工包括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实现特定政治主张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的罢工或劳动法上的罢工，通常是指多数受雇人员为了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诉求而共同中止劳动的行为。政治性罢工不利国家稳定，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我国学界承认的罢工权指的也是经济性罢工权，不包括政治性罢工权。
本文涉及到的罢工权是指劳动者为签订集体合同或维护其集体合同规定的权益，针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的权利，是集体谈判权的逻辑延伸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经济形势下的一种契约自由的体现。
　　中国建国后对罢工权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目前仍然停留在学界讨论的层面。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没有罢工权规定，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把罢工列入公民权力范围内，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西方国家对罢工权的态度则经历了由禁止、限制、允许存在到最终立法加以保护的过程。中国这种与国际社会几乎相反的态度有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首先，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下，企业归国家所有，经济罢工易于政治罢工相混淆，被一概否定；其次，文化大革命不加限制的罢工、罢课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再次，两部罢工权宪法立法过于笼统，对罢工主体和合法罢工没有进行界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进行限制。立法上的欠缺，也导致了经济罢工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其平衡作用。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1982年宪法取消罢工权是一次拨乱反正，有利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发展，只是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而已。
　　罢工权立法将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构建。首先，确定法定范围内的经济罢工的合法性，利益化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便于在平等条件下自由协商达成集体合同；其次，有利于引导罢工，避免不合法罢工，从而尽快地解决企业内部劳资矛盾，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另外，可以把政府从经济发展中的细节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总体规划和发展大方向的把握。罢工权立法不是支持罢工，其最终目的是把企业管理中产生的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罢工对国家稳定和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罢工潮在各地不断涌现，引起司法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有关处理停工、怠工规定，明确无误是指集体停工、怠工，而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应该是可以理解为罢工。但是，法律对这类罢工没有明确定性，工会如同一个有义务但是没有权力的第三方。
　　学界对罢工权立法有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主张。修宪说观点认为通过修改《宪法》、修改完善《劳动法》、制定《罢工法》等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公民的罢工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构建模式。缓行说观点，对罢工权执有审慎态度，认为我国目前以法律形式直接规定罢工权的时机尚不成熟，片面追求社会秩序并把它作为最终价值目标，认为不可以贸然将罢工权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进而主张罢工权应该缓行。在中国，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占据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政府工会”的地位及工会经费都是由法律直接赋予的，它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国家工会的地位。鉴于宪法是根本大法这一法理，不应舍本求末，笔者支持修宪说，即通过修宪赋予劳动者制衡权力，维护公允的劳动合同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发展这一价值体系需求。
　　由此可见，中国对罢工权的认识正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深入，它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亟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二、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
　　罢工权是中止资方侵犯劳工保护合法权益的最终自主权力，其立法宗旨应当保护企业中的弱势群体---劳动者，罢工权立法只有旗帜鲜明地确立、保护这一宗旨，才会收到威慑、约束资方行为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劳资矛盾的激化。因此，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应当做为罢工权立法的主要内容拟定条款。
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是指法律为实现罢工权这一劳动者基本权利而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会独立享有罢工组织权，具有排他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一方面，基于工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工会做出的罢工决定必须符合所属会员意愿，并且经过会员大会绝对多数表决通过。
　　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的权利诉求只有上升到集体诉求，由工会组织实施方可受法律保护。罢工权与工会组织权（即结社权或者团结权）、集体协商权（即集体谈判权或团体交涉权）和民主管理权（即劳动者参与权或共同决定权）共同属于劳动基本权。劳动基本权是劳动者为自己利益的同时兼为其他劳动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权利，为劳动者共益权，它有别于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权。在企业正常执行集体合同的情况下，由少数劳动者擅自发动的自发性罢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远远大于个体劳动者的权力拆求，同时也阻碍到其他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权的正常行使，国外称之为“野猫罢工”，属于非法罢工。
　　再者，工会应是唯一的法律保护的罢工权行使主体。有学者称，职工代表大会应与工会同等享有罢工组织权。他们主要是依据国有企业现行机构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职能而提出这一观点的。我们应该看到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其参与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等职能正逐步被股东大会所代替，而这种权力的划分易产生推诿，不利于矛盾冲突的解决。
　　2、准许罢工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性。罢工必竟会对资方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资方出于固守既得利益的目的考虑，一般会本能地对罢工进行阻挠，这就对解决产生罢工的矛盾带来不利影响因素，甚至会使双方矛盾加剧，最终激化到非通过诉讼无法解决的困境，这就无法实现最终协商缔结集体合同的目的。因此，准许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进行有利于加快矛盾解决的进度。例如设置纠察线，成立纠察队；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只要没有发生打砸抢等恶性事件，符合妥当性标准，一般应为“正当非暴力”。
　　3、行使罢工权的法律责任豁免。合法罢工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合法罢工的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方面。所谓刑事免责，是指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合法行使这一权利便不承担任何刑事上之责任。民事免责，即使罢工直接或间接违反有关劳动合同或给资方以及第三方利益造成损害，若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则免除由此产生的违约和侵权责任。确立罢工权行使的法律责任豁免，主要是解决法律间的冲突问题，对于非出于解决矛盾为目的而故意实施的破坏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保护参加罢工的劳动者个人权益。一旦劳动者因罢工而导致失业或者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罢工权立法将形同虚设。罢工期间，因为劳动合同中止，罢工者无法获得劳动报酬，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工会应发放必要的救济金，而工会也有义务筹集和管理有关基金。资方不得以参加罢工为由解雇或歧视劳动者。罢工结束，劳动合同复效，资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恢复罢工者原有职务或解除劳动合同。
　　5、严格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为防止罢工权滥用，国际上通用的作法是赋予劳动者罢工权的同时，给予资方闭厂权，以降低资方损失，但是我们同时要谨防资方滥用该项权力，否则罢工权将形同虚设。只有在罢工造成企业的严重混乱，使公私财产及公共安全处于紧急危险状态时，资方才有权关闭工作场所，可有效防止劳动者罢工权的弱化。资方为维持必要的生产经营，在罢工期间可以招聘临时工，但是应当明确禁止永久替代原有岗位工人或者提供高于罢工者的劳动条件。资方以其他方式干涉、约束劳动者行使团结权、集体交涉权或集体行动权的行使构成不当行为，应当禁止。
　　三、罢工权的立法限制
　　罢工权立法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观点分别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价值。笔者认为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是权力制衡的目的，权力制衡是实现社会经济价值的手段，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因此在支持修宪说的同时，对罢工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是必要的，笔者赞成学界提出的对罢工目的、罢工主体、罢工程序和特殊时期及冷静条款等条件进行限制。
　　罢工权的限制性规范，是指为保证罢工行动的有序性，平衡各种利益，而对罢工权划定的合法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罢工目的限制。
　　一是必须对政治罢工进行限制。政治罢工缺乏宪法依据,不利于政局稳定，政治罢工当属非法罢工。二是经济罢工必须是以在法律范围内达成集体谈判意向，缔结集体合同或者维护集体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为目的。三是中国的主体经济体为国有企业，其财产是国家财产，笔者认为企业雇工在企业管理人员恶意低价评估、出售企业财产出售时进行罢工应为合法罢工。四是同情罢工易使矛盾激化，即为声援其他劳工之罢工行为而进行的罢工，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超出了其制衡企业内部劳资权力的范畴，也应视为非法罢工。
　　2、罢工主体限制。
　　首先，应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限制。法律只应保护工会的罢工组织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这项权力。要保证经济罢工有序进行，顺利达到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目的，确立其组织主体是首要的，其参与主体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限制。若是只对参加罢工人员适合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果任由这些合格个体举行罢工，就会形成“野猫罢工”的非法罢工状态，因此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限制。正如前面在罢工权立法保护规范中所论述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做出的决定往往对企业有强制约束力，与最终要求实现自由协商达成契约---集体合同或正常履行的目的相冲突，不应列入罢工主体；劳动者的个人权益不同于劳动者基本权益，它与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劳动争议机构和法院一般能够很好的解决，也不应列入单独行使罢工权力。无论何种行业，其罢工组织者都应当是工会，而不是其他组织或机构。中国工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它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的社会地位和经费来源都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中国工会出现会员流失现象；在非国有企业里，组建工会组织非常艰难。这些困难并不能说明工会缺乏独立性，相反地，它反映着赋予工会以罢工权主体资格的迫切性。
　　其次，可根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限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外的人员不得参与罢工。经济性罢工既然是以签订和维护劳动集体合同为目的，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无法理基础，应当加以限制。根据1995年《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其适用范围排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自然不是合格的罢工权主体，应当加以限制。
另外，依据社会价值标准评价体系，罢工群体所从业行业对公共事业影响较大的应当加以限制。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为实现公共福祉而设立的工作岗位；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煤气供应、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为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行业从业人员，一般也加以限制。
　　3、罢工程序限制。罢工权立法主要应对罢工前置程序进行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罢工决定进行限制。工会在做出罢工决定前，必须召开会员大会，经过绝大多数会员同意。二是罢工权实施之前，应当经过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调解无效方可进入罢工程序。三是应当履行提前通知义务。工会在实施罢工前应通知资方和相关部门，突袭性罢工应属非法罢工。以上三项程序应当作为认定合法罢工的形式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现行法律对“集会、游行、示威”实行了审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具体部门的处理矛盾的紧迫性，致使相应部门在实践操作中往往采用的是治标不治本的粗暴的严禁措施。而经济性罢工虽然限于对经济目的的实现，但处理不当也会扩大社会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罢工权的主要目的是制衡资主的权力，若实行批准制度，将可能滋生官僚主义，出现严重官商勾结损害雇工利益的事情，造成事态进一步恶化。鉴于些，笔者主张前置程序实行通知义务。
　　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程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相应的机制比较健全，调解工作的作用不容忽视，从“均衡原则”出发，减少不必要的罢工事件发生，调解或仲裁应列入前置程序。
　　4、特殊时期和冷静条款限制。在受灾区域在抢险救灾或受灾威胁急迫的区域防险期间、戒严期间和地点、宣布进入动员状态、战争状态及其他与国防紧急状态相关的特殊时期或特殊地点罢工被禁止，我国立法上已有所体现，例如1996年《戒严法》第13条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戒严地区“禁止罢工、罢市、罢课”。此外，行政机关在有证据证明罢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国家安全时可申请法院发布一定期间不得罢工的禁令，而有关机构在冷静期应积极介入劳资谈判，斡旋调解。
　　5、罢工限度限制与和平条款限制。罢工不是目的，劳动者行使罢工权的合法目的只是期望借此制衡资方对企业的绝对自主控制权，以达到最终双方处于一种比较公平的地位进行协商，而达到自由契约的目的，因此应当限制罢工限度。对于恶意破坏或侵占资方财产以及对资方人身进行攻击的不当行为应当禁止，因此而带来的后果，不应免责。对于双方已经缔结尚末期满的集体合同，只要没有严重损害劳动员的合法权益，劳动者应当保持克制，对于违反各平条款的行为应当加之限制。
　　四、结论
　　罢工的最终目的是非强制性的自由协商契约，它要求劳资双方就其各自利益不断进行妥协，最终达到平衡。法律环境一旦成熟，将会大大降低社会公共财富的损耗，形成良好的契约机制，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中劳动合同关系的推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经济性罢工权对资方的威慑作用与法律强制处罚相辅相成，互相补充，有效实施将起到较和平处理企业劳资双方矛盾的作用。
　　罢工权立法可以有效地抵制官僚腐败现象。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因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不断，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但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官僚的侵蚀，而争议处理部门的不作为又将直接引发矛盾的激化，甚至使劳方对政府产生怨言，劳动合同矛盾转移成劳方与政府间的矛盾，不利于而国家稳定。而劳动者拥有最终的罢工权，就会对其产生威慑，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对罢工权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和限制规范，是保障罢工权立法成功的关键。保护规范是为了避免干扰，便于早日达成一致意见，而限制规范是出于均衡和适合原则，在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的同时维护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其中工会在罢工期间的组织地位不容动摇。


周生军(中原油田)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

　　（1998年1月7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5年　月　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管理。
河道内的航道，适用国家和本市有关航道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 本市对河道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水利部门是本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河道管理工作，并负责管理行洪河道和城市供水河道(以下称市管河道)。
　　区、县水利部门是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市管河道以外的河道(以下称区县管河道)。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道管理工作的领导。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六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河道管理单位、河道管理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加强河道管理，执行防洪调度命令和供水计划，维护河道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七条 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市管河道委托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第九条 对维护河道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十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服从流域和水系综合治理规划，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维护堤防安全，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畅通。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涉及航道的，应当征求航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涉及土地变更的，应当征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资金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筹集。
　　第十二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等工程，修建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取水口、排污口、缆线等建筑物和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按照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并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确保河道功能正常发挥、保障防洪安全的责任书后，方可施工。
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需要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向原审查同意的河道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办理审查手续。
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影响河道功能正常发挥和防洪安全的项目。
　　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派员到现场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工程施工影响堤防安全、河道行洪、排灌功能正常发挥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或者停止施工。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竣工报告、质检报告、竣工图报送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工程施工现场必须按照责任书的要求进行清理。
建设单位因施工造成河道堤防及其设施损坏的，应当负责赔偿；未按照责任书要求清理施工现场的，应当交纳清理费用。
　　第十四条 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
桥梁和栈桥的梁底高程必须按照防洪和航运的要求确定。
跨越河道的管道、渡槽、线路的净空高度，以及穿越河道的管道和在两堤之间埋设管道的深度，必须符合防洪和航运的要求。
　　第十五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已修建的闸涵、泵站和埋设的管道、缆线等设施，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定期检查和维护，并服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管理；不符合堤防安全要求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设施管理单位限期改建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六条 利用堤顶或者戗台修建公路、铁路的，必须报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利用堤顶、戗台修建的公路、铁路，应当服从堤防安全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路、铁路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城市、村镇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城市、村镇建设规划的临河界限为河道管理范围的外缘线。城市、村镇建设规划涉及河道管理范围的，应当事先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本条例施行前占用河道堤防的建筑物，应当逐步迁出。
　　第十八条 河道岸线的利用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整治规划和航道整治规划。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涉及河道岸线开发利用规划，立项审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利用河道岸线的建设项目，应当事先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河道岸线的界限为：有河堤的以河堤外坡脚为准；无河堤的，以护岸为准；既无河堤又无护岸的，以天然河岸为准。
　　第十九条 河道清淤和加固堤防取土以及进行河道整治需要占用土地，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解决。
因整治河道和河道入海口清淤增加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优先用于河道整治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
　　第二十条 河道整治和清淤弃土，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使用和处置，主要用于河道整治与建设，免交相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在市管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必须报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市管河道以外的区县界河或者跨区县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者未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止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二十二条 河道管理设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第二十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护岸、护堤地及河道入海口。
护堤地范围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海河、永定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潮白新河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30米；
　　(二)州河、泃河(含引泃入潮)、还乡河(含故道和分洪道)、蓟运河、青龙湾减河(含引青入潮)、永定河、北运河、金钟河、子牙河、南运河(独流减河以上)、大清河、中亭河(左堤)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25米；
　　(三)北京排污河、马厂减河(独流减河以上)、新开河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20米；
　　(四)区县管河道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10米；
　　(五)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的行洪河道不宜设护堤地的，在河道两侧各设不小于15米宽的防汛抢险通道作为河道管理范围。
河道入海口的管理范围，纵向由挡潮闸起，无挡潮闸的由河道入海口的海岸线起，向海侧延伸至拦门沙的外缘；横向由河道入海口的中心线起，向两侧各延伸1500米至4000米。
海河入海口的管理范围，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 河道保护范围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30米；
(二)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20米；
(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15米。
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的行洪河道，以及区县管河道不设保护范围。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域和土地的利用必须符合河道行洪、排沥、输水、蓄水和航运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禁止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和防汛设施、水文监测设施、测量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讯照明等设施。
未铺设路面的堤顶，除防汛抢险车辆外，禁止载重量3吨以上车辆通行；在雨雪泥泞期间，除防汛抢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第二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对堤防、护岸和其他水工程设施造成损坏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应当负责修复、清淤或者承担修复、清淤费用。
　　第二十八条 禁止非河道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
　　第二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围垦河道；
　　(二)擅自拦河筑坝以及修建阻水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三)在河滩地种植高秆农作物、芦苇和树木；
　　(四)设置阻水渔具或者其他障碍物；
　　(五)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六)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
　　(七)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八)在堤防和护堤地内建房、放牧、开渠、采砂、采石、取土、打井、挖窖、挖筑池塘、葬坟、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以及进行集市贸易活动。
　　第三十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项目审批部门应当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一)在河滩地内钻探、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
　　(二)在河道内固定船只、修建水上设施。
从事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按照准许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并接受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检查监督；对工程设施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 、采石、取土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审批。
　　第三十一条 在河道保护范围内，禁止打井、钻探、爆破、挖筑池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河道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河道滩地、堤防和河岸的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的管理。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不得填堵、占用或者拆毁；确需填堵、占用、拆毁的，必须报上级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管理单位组织营造和管理，未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砍伐。
河道护堤护岸林木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河道护堤护岸林木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和用于防汛抢险的采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交育林基金。
　　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行洪河道护堤护岸林木的营造和管理，按照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护堤护岸林木。
第三十五条 在海河航行的船只必须限制航速行驶。限制航速的标志，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交通管理部门设立。
汛期内，在河道行驶和停靠的船只必须遵守防汛指挥机构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兴建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或者利用河道、堤防、河滩地、闸桥的，应当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协商一致，并给予适当补偿；对工程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三十七条 山区河道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崩岸、泥石流等灾害的河段，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地质等部门加强监测。
　　在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河段，禁止从事开山、采石、采矿、开荒等危及山体稳定的活动。
　　第三十八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市和区、县防汛指挥机构责令设障者在规定期限内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并由设障者负担全部清障费用。
　　第三十九条 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责成设施管理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四十条 在河道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门或者设置临时排水泵点的，必须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向河道排水(含污废水)，必须服从防汛统一调度和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排污口门的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排污口门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排水。
在非汛期，因排放污废水造成河道(不含永定新河)水质污染、河道工程设施腐蚀损坏的，排污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对区县管河道管理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河道管理的行为，可以直接查处。
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市管行洪河道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河道管理行为，进行查处。
　　第四十五条 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在制止不服从河道管理的行为时，可以采取暂扣车辆和机具物品的措施。
　　第四十六条 拒绝、阻碍河道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中的行洪河道是指：海河(三岔河口至入海口)、永定新河、独流减河、蓟运河、州河、泃河(含引泃入潮)、还乡河(含故道和分洪道)、潮白新河、北运河(三岔河口以上)、青龙湾减河(含引青入潮)、北京排污河、永定河、金钟河(孙庄子以下)、新开河(耳闸以下)、大清河、子牙河(与北运河交汇口以上)、子牙新河、南运河(独流减河以上)、马厂减河(独流减河以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