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

程旭光


监视居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感到很困难，内部争议和法学界争论颇多。现笔者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进行剖析，与司法界、法学界的同行们一起探讨。
一 、监视居住的涵义及相关法律规定
“监视”一词的含义是指从旁注视以便发觉不利于自己方面的活动；“居住”一词的含义是指较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有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两种现象。
“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审判，责令其在指定的区域或住处，设专人或不设专人监视其活动，以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国家赋予公检法三家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特殊权力。
监视居住的范围：《刑诉法》第51条、第60条、第65条、第69条、第74条作了明确规定。
监视居住的期限：《刑诉法》第58条规定“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被监视居住人员应遵守的纪律：《刑诉法》第57条作了规定。
公检法三家具体使用方法：监视居住由作出决定的机关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对其执行监视居住，没有固定住处的，由公安机关指定地点或住处。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住所、住处、居所、居住场所等都是同一概念〉往往不是“单身居住”，而是“混合居住”。就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就涉及到“单身居住”、“混合居住”和“第三人”三个名词。
所谓“单身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独身居住的住所，不跟第三人居住在一起；
所谓“混合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跟第三人居住在同一住所，如“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目前我国把家庭成员只有父母子女的称之为‘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单位集体宿舍、与他人合租的住所，享用公共设施等。
所谓“第三人”是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如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等。
据某市公安机关对近三年内办理的监视居住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只有百分之五的监视居住人员是“单身居住”，其余都是“混合居住”。
二 、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
〈1〉监视居住在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刑诉法》相关法律条文中对监视居住的住所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而统称“居住”，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有固定住所，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都可以被监视居住。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权，却忽视了“混合居住”中的“第三人”的存在，即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的存在，随之也就忽略他们这些人的合法权利的存在。这样一来，本身合法的监视居住就包函了不合法的成分，即大前提违法，根据“三段论”理论推理：大前提违法，其小前提、结论也违法。因此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就有缺陷，存在违法性。
〈2〉监视居住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严格规定，“人身自由”除公民的人身自由外，通常还包括与人身自由相联系的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受到保护。
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第39条、第40条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的过程中，势必要侵犯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进行了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公安机关必须对“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如电话、手机、网络、信箱、部分住处、交通工具等进行检查、监视，对第三人进行检查盘问，这样一来，势必侵犯了第三人的人身自由。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执行机关人员进入“混合居住”时，遭到第三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第三人的行为是维权行为还是阻碍公务？答案肯定是违法的。正因为监视居住的“居住”概念不清，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3〉执行监视居住的部分执法主体不合法
使用监视居住机关的内部规定：决定机关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后，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他们执行。
对监视居住的具体操作，《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从第94条到第104条，用了11个条文作了规定。应该说是比较规范的，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在具体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由于警力紧张等原因，往往把监视居住交给一些协警员、联防队员执行，在人员不够特殊情况下，到社会上临时聘请人员交付其执行等现象普遍，由于这些人在法律上没有取得执法主体资格，因而没有执法权，其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因为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对使用机关作了明确限制，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使用，对执行权的设定法律上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执行权。“其他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就没有执法权，如果将监视居住的执行权交付其使用，其行为与结果必然违法。
三、监视居住形同虚设，执行机关用之麻烦、弃之可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立法本意是起到弥补其它刑事强制措施不足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刑事强制措施无法代替的。
本来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使用任何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必须是司法上无争议，法学界被公认的。但是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自身都感到有争议，这种争议具体表现在对“混合居住”第三人及公共设施如何处理的问题。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代理人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颇有争议。究其原因在于立法的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监视居住的先天不足。
如某市公安机关2002年7月办理了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笔者是经办人之一，该案件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所在地均有“混合居住”的住所，报捕后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变更了刑事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证据和串供，公安机关指定了处所执行监视居住。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该案指定监视居住处所的做法在执法上有偏差，是一种变相操作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案件就办不了。在日常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违法指定住处的现象。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屏弃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一些执法部门和司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当作一回事，还从立法本意上去寻找推卸的责任，认为原先立法本意不是故意要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立法考虑不周到的原因等。同时又认为可以通过正确的执法活动，达到弥补立法上的过错或不足的效果。这种观点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是对神圣法律的一种亵渎，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外，公检法三家，对监视居住的使用还存在着风险大、费用高等现实问题。如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住所为某宾馆，办案单位要承担大额的住宿、伙食、监视费用；同时还伴随逃跑、自杀的风险。所以大多数办案单位都放弃了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办案人员也有用之麻烦、弃之可惜之感。
四 、《刑诉法》第五十一条需增设第三款
笔者认为：《刑诉法》中有关监视居住的条款，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现行《宪法》关于对公民人身自由保护的规定，直接侵犯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的“第三人”合法权利；在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内部规章规定的作出决定的公检法机关交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执行中的“其他人员”没有执法权，不符合执法主体资格，由其执行是违法的应当纠正。同时公检法三家在日常司法中，由于监视居住概念不清，争议颇多，使用风险大、费用高，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觉得用之麻烦，弃之可惜。要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废除，这不符合《刑诉法》的立法本义；二是建议对《刑诉法》第五十一条增设第三款。
第五十一条原文：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五十一条修改意见：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外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没有单身居住的，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指定处所执行。

作者：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 程旭光


摘要：通过对《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的反复阅读，笔者认为“否定——否定”这一规律在法学的发展中，体现为“合——分——合”的趋势。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笔者先从“善”、“美”的词义出发，意在说明二者在早先时些的内涵的综合性。经过时代的发展，一些内涵从其中分离，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蕴而为人们使用。然后过渡到第二部分的“正义”。笔者特意选取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正义观进一步阐述“合——分——合”的发展趋势。接着便步入正题，按时间顺序从蒙昧时期的法与神学的合写到三大主流法学派的“分”再到综合法学派的合。暂且不论综合法学派的这种尝试的结果如何，仅从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否定”规律这一点，就可认定，这一学派是有其存在的土壤的，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关键词：善 美 正义 法哲学 综合法学



一 、“善”与“美”的多重含义
（一）“善”
释家认为佛法的真谛就是一个善字。所以，他们逢人便称“善哉，善哉”。在西方，对善的研究似乎更发达一点。柏拉图提倡所谓法的本体论，说善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现象，也是万物的本源。他指出，人的情感过度和不及都是恶的表现，只有适当才是善。
善既可以用了述说是什么，如神的理智；也可以用来述说性质，人的各种德性；也可以用来述说数量，如适度；也可以述说关系，如有用；也可以述说时间，如良机；也可以述说地点，如美宅。【1】
法之善的各种具体表现或现实形态，从古到今，人们把它分为平等、权利或人权、民主、法、权力、秩序、安全、效益、效率等等。对善的这些理解，若用现代法理念加以概括的话，自由可以涵盖权利或人权，因为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权利或人权总是以民主为前提；民主、法治、权力都属于政治之善；秩序涵盖效益，效益和效率都是功利的善。所以，自由、民主、秩序、效率属于基本的法之善。【2】
（二）“美”
苏格拉底说美即是善，认为“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的功用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是恶的，又是丑的。”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美的范围非常之广，“既包括神与人，也包括人体与社会，既有事物与活动，也有地球上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动。【3】
美存在于不同的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在希腊，就已经有了相对性的美或几何形式的美，协调美或有主观条件的美。崇高的范畴出现在罗马……中世纪又区分出更高的美的范畴。……狄德罗提出了俊俏的、美的、雄浑的、妩媚的、崇高的这样一些范畴，而且，他还加上了一句“筹筹以至无穷……C.拉罗曾划分了九种范畴，即美的、壮丽的、优美的、崇高的、悲剧性的、戏剧性的、滑稽的、戏剧性的、幽默的。E.所罗又加上典雅的、感伤的、迷狂的、雅致的、诗意的、奇特的、闹剧性的、英雄式的、高尚的、史诗的。【4】由上观之，“善”与“美”在很久以前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的部分含义分离出来，从而构成自己独有的内涵。当一外在事物的状况、性能等符合一定条件的感知时，人们便使用相应的辞藻来描绘它。

二、“正义”——“合——分——合”趋势的典型
比利时的法学家佩雷尔曼认为：正义，在各种名义下统治着世界－－自然、人类、科学、良心、逻辑、道德、政治、经济、政治学、历史、文学和艺术。正义是人类灵魂中最纯朴之物，社会中最根本之物，观念中最神圣之物，民众中最热烈要求之物。它是宗教的实质，同时又是理性的形式，是信仰的神秘客体，又是知识的始端、中间和末端。人类不可能想象得到比正义更普遍、更强大和更完善的东西。这样看来，至少有一段时期，正义是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正义”所固有的多重含义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得以逐一呈现，并在每一特定社会的特定时期，“正义”的核心意义都有不同。【5】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存在于“某种平等”之中，之所以称“某种平等”，是因为他虽强调平等是正义的尺度，但却愿意容忍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他指出应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如果甲方应得到的东西是乙方的一倍，那么他的所得分额就应当是乙方的一倍之大。（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6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提出了实现资源与经济地位平等化的更为广泛的规划。他们全力反对当时收入水平上的不平等的手段。
18世纪的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从自由是属于每个人的唯一原始的和自然的权利这一前途出发，将正义定义为“一些条件之总和，在那些条件下，一个人的意志能够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同另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第265页）“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仅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主观目的的工具。每个个人都应当永远被视为目的本身。”（第81页）
在20世纪自然法复兴的浪潮中，罗尔斯则将平等与正义结合起来讨论正义。他的正义观念是由两个原则构成的：（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他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当然，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266页）
霍布斯则将正义概括为安全。“主权者所应关注的基本自然法乃是在任何能够实现和平的地方维护和平，在和平遭受危险的任何时候组织防御。”（第266页）“保护生命、财产和契约的安全，构成了法律有序化的最为重要的任务；自由和平等则应当服从这一崇高的政治活动的目标。” （第267页）
由上观之，正义具有令人迷惑的多相性。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得到了各自著名的代言人的强有力的辩护。封建制度给予了安全观念以突出的地位，却降低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尽管没有否认安全和某些平等形式的重要性，但却将增进自由视为是政府政策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则试图消灭收入和财产地位上的差别，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平等满足人们的需要。再到后来，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指出“在自由、平等和安全三个价值这没有一个价值是应当得到无限承认和绝对保护的。”（第321页）正义要求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第325页）首先，共同福利不能被等同于个人欲望和个人需求的综合。其次，它也不是政府当局所做的政策决定，（第325—326页）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而这种合作极为必要，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通过努力和劳动而能够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进而使之与人之个性的尊严相一致。【6】

三、法学的“合—分—合”规律
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是是合一的。” （第4页）“法律被认为是由神颁布的，而人则是通过神意的启示才得知法律的。” （第3—4页）在臣民心中，法律崇高、神圣、权威，容不得半点怀疑。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仅限于此，故也不会有学派之争。也就是说，法律既然是神意的启示，而神是不容亵渎的，故这一时期的法是整体的、综合的。
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哲学和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哲学可是与宗教相分离，人们渐渐地不再把法律看作是恒定不可改变的神授命令，而认为它完全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东西，为权宜和便利而制定，并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第5页）由于“人定法”的法律定位，更多的法哲学家从其所处阶级、所在历史环境出发，抽象出特定时期为维护社会秩序所应有的规则和运作机制。“我们在这些法律观点中洞见了大量的疑义和分歧。关于法律控制所应达到的目的以及行使这种控制所应采取的方法的问题，法律哲学家们未取得实质性的一致意见。”（第216页）以三大主流派为例。自然法学一直忽视对实证法律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理性和道德。法学的实证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回避实证法律的价值问题。简而言之，三大法学派企图人为地将法律的形式因素、价值因素、事实因素相分离。【7】在今天看来，似乎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因为正如美国法学家哈尔所说，法律是“形式、事实和价值的特殊结合。” 【8】然而，既然形成一种流派，并成为最重要的流派，一定不会只“徒有虚名”；它们或多或少有助于当时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当时社会正义的彰显。或者说，它们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而不断演化，都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需求。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每个历史时代都面临着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其智慧去加以解决。为我们所知晓的许多绝对的法律哲学都表明，法律思想家都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种企图很可能是以一种过分戏剧化的方式实现的。（第233页）
时代发展到今天，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行业在内部的分化的同时却出现了行业间的融合。如现在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不再仅考察其专业知识的深度，还要考察其了解的与所从事工作的知识的广度。再以法学为例，出现了法与经济学的交叉、法与数学的交叉、法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间的融合，使人们对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使得这一学科本身的内涵不断丰富。人们为了获得全面的认识，往往会把各分支综合起来，以不至于出现认识的偏差。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所说:“综合是开启新型思维的钥匙,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特色。” 【9】于是便出现了自然法学的实证主义化、分析法学对自然法学的让步、社会法学对自然学的让步以至最后的综合法学派。
（一)自然法学的实证主义化。
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富勒认为:自然法理论中也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法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程序自然法上。这种自然法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运用上,都是“尘世的”,它们不是“更高的”,更确切地说,如同木工为他建筑的房屋牢固所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它们是“较低的”法律。富勒对“程序自然法”的强调,表明他已深深进入了法律实证主义研究的领域。【10】
(二)分析法学对自然法学的让步。
代表人物是哈特。他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基本论点是:任何法律都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也会受到个人的、超过流行道德水平的、更开明的道德观点的影响。法律和道德是有联系的,但并无“必然的联系”。他还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这一命题。他指出:人类社会有一个自然目的和五个自然事实。所谓一个自然目的是生存。五个自然事实是:1.人是脆弱的；2.人类大体上平等；3.有限的利他主义；4.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5.人的理解力和意志力是有限的。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自然目的与自然事实,人类社会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的共同因素。这些行为规则就是“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由此可见,哈特所创的新分析法学已不再顽固地坚持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分立,向自然法学靠扰的倾向已是相当明显。【11】
(三)社会学法学对自然法的让步。
庞德在其晚年的论著《通过法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明显“抱者对自然法哲学的同情”。（第154页）他把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以付出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法律的作用就是通过社会控制的方式不断扩大对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进行承认和满足，对社会利益进行日益广泛和有效的保护。因此，庞德并不是回避法律的价值，只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对它们做了重新接受而已。【12】
（四）综合法学的兴起
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对法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后指出：“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根据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释法律制度。若干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若干价值判断影响着和决定着立法和司法。……法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而法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第218页）他还认为，法的概念、规则、法律秩序都应该统一。他说：“尽管为了确保社会的法治，一个有关概念与规则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规则与概念乃是为了符合生活的需要，而且必须谨慎，以免毫无必要地、毫无意义地强迫生活受一个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我们不能将法律变为一个数学制度和故弄玄虚的逻辑。尽管法律的规范标准与概括会防止法律变得过于不确定或短暂即变，但是它的安排却要受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公平正义的要求所作的定期性评价的制约。因此法律自治只能是一种部分自治。试图把法律完全同外部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冲击着法律力图保护其内部结构所依赖的防护服——相隔开来的企图，必须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第259页）这样既防止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这种刻板教条，又使法律受公平正义的制约及其它社会力量的影响，使分析法学、自然法学和社会学法学派的观念统一起来。【13】
四、结语
通过对《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的反复阅读，笔者认为“否定——否定”这一规律在法学的发展中，体现为“合——分——合”的趋势。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笔者先从“善”、“美”的词义出发，意在说明二者在早先时些的内涵的综合性。经过时代的发展，一些内涵从其中分离，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蕴而为人们使用。然后过渡到第二部分的“正义”。笔者特意选取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正义观进一步阐述“合——分——合”的发展趋势。接着便步入正题，按时间顺序从蒙昧事情的法与神学的合写到三大主流法学派的“分”再到综合法学派的合。暂且不论综合法学派的这种尝试的结果如何，仅从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否定”规律这一点，就可认定，这一学派的是有其存在的土壤的，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最后，为了表达对博登海默的崇敬及感激他对综合法学所做的贡献，笔者以书中为人广泛征引的一段文字作结：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四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由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局限，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更是如此了，我们不用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从科学的观点看，历史上的大多数法律哲学都应当被打上‘胡说’的印记，相反，似乎可以更为恰当地说，这些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组成了整个法理学大厦的可贵的建筑之石，尽管这些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就只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随着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大，我们必须进行这样一种事业，即利用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贡献的基础上，建立一门综合法理学，尽管我们最终可能发现，我们所描述的法律制度的基本蓝图，仍然是不全面的。（第217页）


参考书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详见吕世伦：《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3】塔塔尔凯维奇：《古代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4】[波]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褚朔维译，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13页
【5】[比]佩雷尔曼：《正义、法律和辩论》，D.Reidel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页。
【6】Abendlandiische Rechtsphilosophie,2ded(Vienna,1963).p.27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7】【10】【11】【12】薄振峰,杨帆,黄斌：《论当代西方法学思想的“综合”趋势》，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
【8】Julius Stone.Living Legal System and Lawers’ Reasoni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