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上市公司监督机制中的关系

沈诚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

摘 要
董事会职能分化产生了强化公司内部监管的客观要求，在很难改变董事会和监事会平行关系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引入独立董事来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在二元制治理结构下的新实践和独立董事、监事会兼容互补的关系，分别从制度上和功能上保证了两者可以共存于一个公司治理结构。针对两种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冲突，建议从统一价值取向、区分职能范围和合理定位职能三方面进行协调。

关键字：公司治理，独立董事，监事会

Abstract
China has already transplante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regime to promot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side a corporation, which is also a worldwide direction with the functioning separa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functioning complement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theoretically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ir coexistence under on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the practice of some civil law countries like Japan also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to China. The reconcili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migh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improvements: firstly, to unify value orientation; secondary,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functions; finally, to specify the powers.

Keywor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pendent director, board of supervisors

1.问题的提出
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境内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2002年1月9日证监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又规定了董事会设立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和增加独立董事的有关条款。按照有关规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职能互相重叠，出于“搭便车”的心理，两个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有可能将仅存的一些监督绩效降低为零 。随着这些制度安排在上市公司的大范围推广，我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回避如何安排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下的专业委员会的问题 。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不是一种完全代替关系，而是各有长短，经过相互协调和配合，两者可以长期并存。当然如果上述问题久拖不决将会使低效的监督方式“制度化”，甚至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 。因此，如何在实践中理清两者在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中的关系，进而协调两者相互之间的“制度摩擦”，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1）通过对独立董事否定派两条理论的再探讨，揭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制度上具备共存的基础；（2）通过比较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制度构成上的重大不同，进一步说明两者并非完全可以替代；（3）通过相关法规的比较，认识两种制度在当前已经或可能产生的冲突；（4）对两者的协调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2.对两条反对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理由的再探讨

2.1 股权结构是我国引进独立董事不可逾越的天险？
我国上市公司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历来是反对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最有力的一条理由，具体来说“独立董事制度在英美行之有效的基础是其上市公司的股权规范而且分散，将独立董事制度搬进股权集中的中国，由不流通的控股股东们请来的独立董事难以发挥作用，也无法代表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张维迎，2001）。我们对类似理论稍加归纳发现其中实际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独立董事制度诞生于股权分散的环境，因而对股权集中的环境有先天的不适应性；而第二层意思想说明，即使强行引进了该制度，股权集中的环境也不能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针对上述第一层含义，首先，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错将独立董事制度视为一种单独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错误地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套用到独立董事制度上来。目前只存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模式（outside system）和以日德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模式（inside system）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独立董事制度不过是外部治理模式的一个下位概念，确切地说是在外部治理模式下对经营层监督机制的修正。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外部治理模式与分散的股权结构相适应，内部治理模式与集中的股权结构相适应，但并不能就以此认定独立董事制度与相对集中的股权集中具有先天性的不适应性。
其次，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没有理解独立董事制度产生的真正原因。美国之所以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正是基于公司被“内部人控制”的客观事实 。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屡屡发生的背后同样是“内部人控制”在捣鬼。有学者特别提出“我国所谓的内部人控制与美国公开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涵义是不同的” ，也有人将其细分为“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和“一股独大下的内部人控制” 。但两者在表面上至少都表现为董事会独立性不强而致使大部分股东的权益未得到有力保障。既然独立董事制度在解决“内部人控制”方面具有独特功效，而该问题在我国公司中也普遍存在，那么尝试独立董事制度至少是一种有意的探索 。
针对上述理论的第二层含义，笔者也同意，在当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 ，且股东大会决议通常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情况下，很难确保独立董事的选任能摆脱控股股东的操纵。但这只是独立董事具体任免机制的问题，而并非整个制度的缺陷，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累计投票权等制度在股东会决策过程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控股股东对独立董事选任的过分控制。若仅仅因此否定了整个制度的可行性，是否有点因噎废食了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集中的股权结构并不构成反对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阻碍性因素，相反，我国屡见不鲜的“内部人控制”确是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理由。

2.2 “二元制治理结构”无独立董事容身之地？
除了股权结构以外，独立董事否定派还有一条“有力”的理由，他们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不同法系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不同法理基础上的公司监督机制，因此，它们不仅在制度上是不兼容的，在功能上也是重叠的 。”很明显，该观点同样包含两个分论点：第一，独立董事和我国既有的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的不可契合性；第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履行公司内部监管职能上重叠。就后一个而言，正是本文之后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任何新制度的移植都有可能产生和旧制度的排异现象，事实上，移植本身就暗含了新旧制度的磨合过程，因此只要这种冲突并非不可调和的就不应该成为反对新制度的依据。
第一个分论点的支持者动不动就搬出“大陆法系”、“一元制”这样的大词，笔者认为，这恰恰是陷入教条式思维的表现。他们的这种思维逻辑大体按如下方式展开：以日德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因此 “代理风险” 的解决主要依靠内部监管，为此就有必要在公司业务执行机关之外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由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经营执行权和监督权（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即上文提到过的“内部治理模式”，也常常被称为“一元制治理结构” ）。我国公司在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机关的现实也表明在公司治理方面实行的是典型的“一元制结构”，所以应该由监事会单独行使监督权，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使董事会和监事会共同享有了监督权，因此从法理上是讲不过去的。
我们通常把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认为是最典型的“一元制”。而笔者通过查阅介绍两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德国公司中被视为监督机关的监督委员会 除了掌握监督权外还享有部分决策权；日本公司中被视为业务执行机关的董事会同时拥有执行和监督两项职能 。这表明，所谓一元制模式下业务执行权和监督权须由不同的机关行使并非是绝对的，甚至无论是业务执行权还是监督权都普遍地被两个机关同时享有。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股东大会下设的两个平行机关，这种结构和德国的垂直结构差别巨大 ，而更接近日本的公司制度安排。传统的大陆法系公司法通常对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不十分强调 ，而如上文所揭示的，日本的公司制度中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共享监督权，这种制度安排无疑对我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构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日本一度也将董事会的职能概括为经营意思决定和业务执行，一直到1981年才对商法做出修订，授予董事会监督董事业务执行活动的权力。目前，日本法学界已经将业务监督视为董事会的基本职能之一 。引起这种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董事会意思决定和业务执行两项职能事实上的分离。一方面，董事会具体业务的执行目前往往由个别董事或经营层进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公司经营越来越专业化，公司的经营层控制公司的能力越来越强，所谓由董事会的决议来决定公司的业务逐渐成为法律上规定的形式 。正是这种董事会职能的分化产生了强化监督的客观要求 。对此，德国将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平行关系改为垂直监督关系，而日本则选择了另一种路径，即增加董事会的内部监管职能。应该说，董事会职能分化现象是全球性的现象，根据学者的研究，我国同样存在明显的董事会分化现象 。在很难改变既有公司治理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通过授予董事会一定的内部监督职权来强化公司内部监督。但是，鉴于当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严重，如果简单地授予其监督权力难免又形成“内部人”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监督力量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据此，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完全可以成为增加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具体措施。事实上，证监会发布的《指导意见》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排斥监督权由不同机关共同行使，相反，董事会职能分化的现实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而独立董事制度是增加董事会内部监管职能的可行模式。

3.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非完全替代的关系
证监会这两年不遗余力地在上市公司中推广独立董事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失灵状态 ，这也成为部分学者支持独立董事制度的现实基础。然而，仅仅因为现行监事会制度的失效还不足以说明引入独立董事的必要性，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监事会制度失效的直接应对应该是健全和完善监事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措施 。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监事会在改善之后的职能和我们所预期的独立董事具备的职能是否重叠？或者说两种制度之间是否构成完全的替代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监事会和监事由于其基本权力的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取代独立董事的作用 ；另一方面，较之于监事会，独立董事在制度的构成上有许多重大不同或者说是具有其固有的优势。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并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而是兼容互补的，其互补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监督的程序和过程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但不拥有对决议事项的表决权 ，此外，由于不是董事会的成员，监事往往无法享有与董事同样的知情权，对决策的内容也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这种制度安排使监事会缺乏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有效监督手段 。监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事前否定董事会的决议，而只能通过事后审查的方式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层更改决议或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监事会的主要职能在于检查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成果，纠正其中损害公司、职工和股东利益的做法，而不是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有关经营的建议 。因此监事会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的范畴。
相比之下，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可以通过表决权的行使直接对公司的决策过程形成有效的监督 。这种监督贯穿于决策过程的始终，表现为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独立董事可以依靠在专业方面拥有的优势，对一项决策是否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预先判断，一旦发现问题还可以通过行使表决权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效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者将有关信息及时披露。独立董事在对公司业务决策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是监事会所不具备的，有学者也将其誉为“独立董事和监事在角色上的根本不同” 。

3.2 监督的性质和范围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监事的选任资格中不包括专业知识上的限制，因此他们不大可能对公司经营活动是否妥当进行有效监督。现行《公司法》仅要求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的时候，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这充分表明了监事会对公司董事、经理行为的监督是以合法性为判断标准的。
相比之下，独立董事监督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公司整体和长久的获利能力 ，把公司的各种经营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将其专业知识以及对市场的洞察体现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而决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有利于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排除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执行董事、经理层等内部人滥用权力的行为。因此，独立董事的监督既包括合法与否的监督，更强调对公司经营决策是否妥当的监督 。例如《指导意见》规定，“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 ，在此过程中，独立董事对重大关联交易的认可一般是以妥当性为标准的。由此可见，独立董事侧重于对董事会决议的妥当性监督，而监事会则更侧重于对决议的合法性监督。

3.3 监督的落实和可操作性
独立董事与监事对比而言，其监督职能的行使更具有可操作性，其作用的发挥也更有法律保障。因为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按照我国《公司法》和《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可以任免高级管理人员 ，影响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 ，参与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评估并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金 。这种制度安排是对独立董事监督权有效行使的强有力保障。对比于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力度大，监管的范围明确，在权力制衡的范围、力度、成效等方面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与监事会的具体职权相比，实践中独立董事的职能也更具操作性。比如，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有提议召开临时的股东大会的权力 ，而独立董事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就监督的有效性而言，独立董事较之于监事会有其明显的优势。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监督不是相互排斥的，两者各有侧重、分工不同，当它们共存于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之内时，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实现功能上的互补，故可以长期并存。

4.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现实中的立法冲突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罚没收入管理办法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八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加强对罚没收入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罚没收入”，是指执法、司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违法违章者实施经济罚款的款项、没收的赃款（含违法收入，下同）和赃物变价款。
　　本办法所称的“执法机关”，是指本省各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任务的部门（包括同级享有行政管理权的公司）、直属机构、非常设机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承担执法任务的本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中央在鄂承担执法任务的部门和单位。
　　本办法所称的“司法机关”，是指本省境内的各级人民法院（包括专门法院、下同）、各级人民检察院（包括专门检察院，下同）。


　第三条　本省境内的所有执法、司法机关，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所获的罚没收入的处理，适用本办法。
　　部门和单位处理违反财经纪律、税收法规、业务章程、合同协议者获得的罚款，按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处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省和地、市、州、县（含县级市）财政部门，分别负责管理本地区执法、司法机关的罚没收入。
　　中央在鄂执法部门（单位）罚没收入的管理，按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各级执法 、司法机关应加强本部门（单位）罚没收入的管理 ，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二章　罚没收入凭证的管理




　第五条　全省执法、司法机关在执法、司法活动中，使用统一的罚没收入凭证。但国务院、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六条　罚没收入统一凭证的设计、印刷、发放、使用、保管、缴销、会计核算等管理规定，由省财政厅制定。


　第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有权检查本地区执法、司法机关使用和管理罚没收入凭证的情况。


　第八条　各级执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对违法违章者实施的经济罚款或没收的赃款赃物，都必须开具统一的罚没收入凭证。禁止使用其他任何凭证或收据、便条等。违反此项规定的，受罚者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财政部门举报，财政部门必须在得到举报后的十天内作出处理。
第三章　罚没收入的管理




　第九条　各级执法、司法机关必须加强对依法获得的罚没收入的管理，设立专用帐簿，专户存入人民银行，并建立严格的财物交接、验收、登记、保管、定期结算对帐制度。


　第十条　各级执法、司法机关依法没收的赃款赃物，必须按照财政部《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财政部《管理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处理。
　　各级执法、司法机关变价处理依法没收的赃物时，应与本地区的财政、物价、商业以及有关商品的专管机关会商。


　第十一条　在处理罚没财物的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贪污罚没款、赃物变价款或赃物：
　　（二）以发奖名义变相私公罚没款；
　　（三）作价私分没收物：
　　（四）作价变卖处理没收物时，参与处理人员从内部选购物品；
　　（五）隐报截留、坐支挪用罚没收入；
　　（六）将罚没收入以私人名义存入银行；
　　（七）用国库券、债券、奖券等有价证券调换罚没款；
　　（八）用自己的废旧物（包括零配件）调换罚没物（包括零配件）。


　第十二条　各级执法、司法单位依法获得的罚没收入，除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外，按月全额上交当地财政部门，作为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第十三条　各级执法机关、人民检察院移交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件的赃款赃物，必须造册随案移交，由人民法院判决时一并作出处理决定，应予没收的赃款和赃物变价款，由人民法院统一上缴当地财政。


　第十四条　海关、外汇管理局、铁路局等隶属中央执法机关的罚没收入，按照财政部《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５０％上交中央财政，５０％上交省级财政。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各级执法、司法机关不得层层下达罚没收入指标。


　第十六条　除因错案可以退还罚没收入外，财政机关不得办理罚没收入退库。
第四章　办案费用的管理




　第十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将罚没收入的收缴入库与核拨办案费用脱钩，采取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分别纳入预算，统一管理。


　第十八条　各级执法、司法机关所需的办案费用，由收缴罚没收入的主管机关向同级财政部门编报专项支出预算。


　第十九条　为保证执法、司法机关有必不可少的办案费用，县以上财政部门应按财政管理体制，根据执法、司法机关的工作量，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按时核拨。
　　各级财政部门不得按执法、司法机关上缴的罚没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返回办案费用。


　第二十条　办案费用开支范围严格按财政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一条　各执法、司法机关对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给予精神奖励外，根据贡献大小，可发给一次性的奖金。发奖额度，按财政部《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积极检举揭发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行为的有功者；
　　执法、司法人员查缉破获重大案件有功者；
　　单位、个人协助破获上述重大案件有功者。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条款的单位、个人，给予经济的或行政的处罚。
　　（一）对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擅自印刷罚没收入凭证或使用非统一的罚没收入凭证的单位，由财政部门没收、销毁非法凭证，没收非法所得；由有关主管机关对违法单位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擅自承印罚没收入凭证的单位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执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罚没而不开具罚没收入凭证的，其主管机关应当及时追回全部罚没财物，并视情节轻重，按适用法律、法规及其有关规定处理。
　　（二）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各项规定的，分别作如下处理：
　　违反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违反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其主管机关、财政部门应当及时追回他们变相私分的款额。私分的赃物、从内部选购的物品，给予主要责任者行政处分。
　　违反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执法、司法机关必须将瞒报截留、坐支挪用和将罚没款以私人各义存入银行的款项，财政部门应抓紧催缴入库，立即如数上缴财政，否则，财政部门有权扣发其机关经费、或请审计部门进行审计核实，由审计部门书面通知该单位的开户银行将其上述款项划转给同级财政。执法、司法主管机关还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违法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违反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财政部门和执法主管机关应当追回罚没款和罚没物，并给予当事人和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对按照本办法规定给予的行政、经济处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通知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通知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执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忠于职守、严肃履行国家赋予的执法权限和职责，秉公执法，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展罚没工作。不得滥罚款，多罚款；不得徇私使被罚单位、个人逃避或减少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省和各地各部门在此以前制定的有关罚没收入管理的规定，凡是与财政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不符的，一律以财政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问题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