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批转《呼和浩特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管理规定》的通知


呼政发[2005]74号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教育局制定的《呼和浩特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管理规定》，现批转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呼和浩特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市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本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宣传、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商、民政、人事、商务、卫生、公安、交通、建设、旅游、金融、电信、邮政等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市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按照各自职责具体做好本部门或本系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第五条 市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应当制定本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规划，负责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培训以及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第六条 国家机关的会议用语、公共场合的讲话用语、公务活动中的交际用语、机关内部的工作语言等，应当使用普通话。
国家机关的名称牌、印章、公文、会标、电子屏幕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第七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课堂教学和其他活动，应当使用普通话。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报刊、板报、讲义、试卷和教师板书、教案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提高学生正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将其作为教育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纳入培养目标和有关课程标准。
第八条 广播电视的播音，节目主持、采访等，应当使用普通话。
影视屏幕上的字幕及其他公示性文字，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第九条 图书、报刊等汉语出版物的内文、印刷体报名(头)、刊名(头)、书名、封面(套)、封底、书脊、包装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汉语文音像出版物应当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计算机汉字库字形设计、制作和软件开发等，应当使用普通话和汉字。
第十条 商业、通信、邮政、文化、公交、铁路、民航、旅游、金融、医院等公共服务行业，面向公众服务时，应当使用普通话。
执照、票据、报表、电子屏幕、商品名称及说明等需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时，应当同时使用规范汉字。
病历和处方使用汉字时应当规范。
第十一条 本市境内的山川河流、行政区划、街(巷)、桥、名胜古迹、旅游景区(点)、教育基地、车站、机场等名称标志牌和公共牌，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第十二条 广告使用汉字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使用成语、词语不得滥用同音宇、谐音字。用霓虹灯显示的或者其他材料制作的广告牌、名称牌以及永久性标语牌，其字形及表述内容应当保持完整，缺损时应当及时修复。
第十三条 人名用字应当符合国家汉字人名规范。
第十四条 使用汉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等，应当执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用法》、《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标准。
第十五条 面向公众的社会用字要以《呼和浩特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为依据，书写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规范、工整、易于辨识：
(二)凡需使用外文的，一般上为蒙文，中为中文，下为外文，不得单独使用外文。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除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外，社会用字禁止使用下列不规范字：
(一)已经简化了的繁体字；
(二)已经淘汰了的异体字和旧字形；
(三)已经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
(四)生造的简体字；
(五)错别字。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允许使用或保留繁体字、异体字：
(一)文物、古迹；
(二)姓氏中的异体字；
(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
(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
(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八条 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
公共服务行业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广播员、话务员、解说员、乘务员、导游员、售货(票)员等有关人员的普遍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
国家机关、学校、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部门或单位在招聘，录用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的人员时，应当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
文字编辑、校对、中文字幕机操作人员，计算机汉字库字形设计制作人员，印章、名称牌、招牌、广告等设计制作人员，应当定期进行规范汉字培训。
第十九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管理实行检查讦估制度。
市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实施检查评估。
第二十条 政府对普及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广播电视机构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违反本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其所在单位作出处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共场所的设施和招牌、广告用字违反本规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对广告用字逾期不改正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不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的，市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聘请的监督员及其他公民可以提出批讦和建议。市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可以提出整改意见，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5年9月6日印发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