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收回文化革命期间散失的珍贵文物和图书的规定

1980年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收回文化革命期间散失的珍贵文物和图书的规定
＂文化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煽起了打、砸、抄、抓的妖风，接着他们又趁火打劫，以各种名义从查抄物资中，甚至从文物保管单位藏品中，掠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图书，据为己有．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初步调查了解，他们仅从北京市一处地方就掠夺了文物八千多件，古书三万多册．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有些负责干部或其亲属，也从中调走或象征性地以特低价格＂购买＂了若干珍贵文物和图书．
另有些人还利用职权，从文物管理单位的藏品中，＂调＂走或＂买＂走了若干珍贵的文物和图书．
为维护革命纪律，保护文物，特作如下规定：
一、林彪、＂四人帮＂、康、谢及其一伙非法掠夺的文物、图书，必须坚决追回．
二、其他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查抄的文物或文物管理单位藏品中，私自拿去据为己有，或象征性地以特低价格＂购买＂了珍贵的文物、图书的，应该自动退回．对于拒不交退的，应给予政纪党纪处分．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管理部门，应根据以上规定，负责向上述人员（文物管理局有名单）收回其所占有的文物和图书．对于收回的珍贵文物、图书，应按照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处置．这项工作，亦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办理．
四、所有文物管理部门收藏的文物、图书，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任何党员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据为己有．文物管理部门应从这次大量珍贵文物、图书散失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失职人员应受到批评．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以文物、图书徇私授受，化公为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于文物管理部门为抵制不正之风，保护珍贵文物和图书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要给予坚决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盗窃了3万元现金，其父亲明知并为其掩饰、隐瞒了该3万元，虽然其父亲主观上明知是其子盗窃所得，客观上也实施了掩饰、隐瞒的行为。但是由于其子由于未满十六周岁，不能构成盗窃罪，本罪的上游犯罪不成立，所以其父亲自然也不能构成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即数人单独盗窃均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未构成犯罪，虽然他人行为本身都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行为人处理赃物的行为却因累计计算，已达到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程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而易见，能否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在这里就会产生几个问题：一是犯罪所得的前提是否是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一定要构成犯罪，二是再进一步，是否是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达到既遂标准，三是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违法所得是指罪犯因财产或经济犯罪而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对于不法占有人而言处于不法状态的财物是否是犯罪所得。三个问题汇集为一个核心问题，即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

　　二、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

　　关于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中“犯罪所得”应理解为“违法犯罪所得”，这样保障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不至于放纵一些罪该惩罚的犯罪分子。当然，如果行为人掩饰、隐瞒违法所得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则应根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不以犯罪论处；在本案中，儿子年仅15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符合盗窃罪成立的主体要件，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不能认定其父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应以民事法规或行政管理法规来对其进行处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本罪中，“犯罪所得”是指已经触犯刑法、并构成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即本罪的构成必须以存在由犯罪产生的犯罪所得为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掩饰、隐瞒的是“非犯罪”所得，则不构成本罪。在本案中，虽然儿子不构成盗窃罪，但其以非法手段盗得3万元的现金，属数额较大。父亲明知该现金是违法所得仍掩饰、隐藏，其行为违反《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对其进行处罚。

　　“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刑事司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刑事判决。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其实，上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成立本罪是否要求本罪的前提的本犯也要成立犯罪的问题。即，何为“犯罪所得”？

　　三、犯罪所得的认定

　　从字面上理解，犯罪所得就是因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如常说的“赃物”、“赃款”，豪宅、高档轿车、珠宝，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如毁损他人名誉、损害他人的精神健康。从广义上说，无论是结果犯、行为犯、举动犯，还是危险犯，只要实施相关的犯罪行为，都会产生犯罪所得，这里的犯罪所得是指因实施犯罪所造成的侵害，给行为人带来的相对利益的减损或灭失，从狭义上说，犯罪所得，或称为犯罪行为所得之物，是指因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物质性利益，即财物，或“犯罪行为所得之物，即行为人实施犯罪前原本存在，而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取得了该物”。

　　在理论界，通说认为，刑法把本罪犯罪对象规定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这里的本犯必须构成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这里的犯罪所得并不要求本犯构成犯罪。有的学者认为，犯罪所得不宜理解为犯罪行为所得，而应理解为用犯罪方法所获得。其理由是：一方面，把这里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理解为行为人必须明知与赃物有关的本犯已经达到犯罪程度，实在强人所难；另一方面，实践中往往有这种情况，有的案件行为人一次或者相加收购的被盗物品数额很大，但盗窃行为人未被及时查获，或每起盗窃行为人均因数额不足较大而不按犯罪处理。

　　笔者以为，从关于本罪的性质来看，我国《刑法》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规定为妨害司法的犯罪。所以，赃物罪使犯罪所违法形成的财产状态得以维持、存续，妨碍了公安、司法机关利用赃物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从而妨害了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作用，侵犯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另一方面，国家的司法作用包括追缴赃物，将其中一部分没收、一部分退还被害人。就后者而言，该罪侵犯了本犯被害人对自己财产的追求权，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因此，不能因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缺乏有责性，而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其次，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其中“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是修饰“行为”一词的，并不是指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人。我国《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也宜理解为由违法犯罪行为得来的赃物，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有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再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与本犯相关联的犯罪，本犯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公安、司法机关是否需要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活动。因此，笔者并不否认其关联性，没有本罪就没有赃物罪，但本罪只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两者之间更不能画等号。

　 四、小结

　　将此处的“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其积极意义有：一是增强了执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只要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客观上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达到了一定的数额标准或有其他危害情节，则可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来定罪量刑。这样既保障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又减少了执法中的任意性。

　　二是保证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但使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纳入到刑法保护的范围，而且使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除假币、毒品、枪支、弹药等一般违禁品的情节严重行为也有法可依。

　　三是体现了刑法规范的严肃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仅与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关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表述相一致，更有意义的是，它还体现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犯罪和追缴违法所得的完整法益保护。

　　本文所谈及的犯罪所得是较为微观的司法认定问题，但它必须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加以阐释后，才能对司法认定起到引领作用，对正确适用法律，实现个案公正，实现量刑公正应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