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成都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加强社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有资产管理体制，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市供销社）本级及所属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中的社有资产管理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社有资产概念）
本办法所称社有资产，是指市供销社控制并拥有的各种形式的资产，市供销社对企业和其他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市供销社所有的其他权益。

第四条（社有资产性质）
市供销社社有资产属于本级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

第五条（供销社权利）
市供销社依法享有对本级社有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二章管理体制
第六条（理事会职权）
市供销社理事会是本级供销社社有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和管理者，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社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七条（理事会职责）
市供销社理事会对社有资产行使监督管理的主要职责：
（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
（二）制定本级社有资产运营规划，组织和实施社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调整和改善合作经济布局和结构；
（三）组织和实施全资及控股企业的改革与重组；
（四）指导和促进全资及控股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管理现代化；
（五）依法对所出资企业财务进行监督管理，建立投资预警制度，制定和完善社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并对全资及控股企业进行考核评价；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理事会人事权限）
市供销社理事会依照有关规定，任免、审查、推荐或建议任免所出资企业下列经营管理人员：
（一）任免全资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审查财务负责人的人选；
（二）提出向控股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人选，推荐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人选，提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等人选的建议；
（三）提出向参股企业派出的董事、监事人选。

第九条（董事、监事职责）
市供销社理事会向所出资企业选派的董事、监事等出资人代表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维护出资人利益，负有社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接受市供销社理事会的监督管理；
（二）按照市供销社理事会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三）按照市供销社理事会要求，定期汇报履行职责情况，及时报告所在企业的经营情况；
（四）参与制定所出资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
（五）恪尽职守，勤勉务实，忠实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资产管理
第十条（经营规划）
市供销社理事会应当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合作事业发展需要，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制定社有资产经营规划，实现社有资产保值增值。

市供销社理事会及全资和控股企业的投资，应当符合社有资产经营战略，做好可行性研究，明确投资项目决策者和实施者应承担的责任。

第十一条（产权管理）
市供销社理事会应当做好社有资产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统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

社有资产产权登记由市供销社理事会负责办理，或授权社有资产经营管理机构和单位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社有资产产权登记。

第十二条（授权管理）
市供销社理事会可以授权其他机构和企业进行社有资产经营，与被委托的经营管理机构和企业签订《社有资产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第十三条（房产管理）
在企业改制前形成的公产房使用权属于供销合作社理事会，由理事会授权企业管理，并签订《公产房使用权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第十四条（股权代表报告事项）
股权代表负责人应当事前向市供销社理事会报告重大事项，重大事项主要包括：
（一）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议拟研讨、审定、决议的内容；
（二）企业拟设定抵押财产或为他人提供贷款担保；
（三）企业有因违法、经营失误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或危及社有资产安全的情况；
（四）企业30万元以下的投资、基本建设、改扩建、固定资产及成套设备购置及处理；
（五）非社有股股权代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职务或发生变动。

对涉及社有股权益和有关决策内容的，由股权代表负责人按市供销社理事会书面意见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表明意见，并行使表决权。

第十五条（理事会决定事项）
下列事项由市供销社理事会研究决定：
（一）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及经营方向重大变动和调整；
（二）涉及企业融资、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方案等事项；
（三）全资及控股企业投资设立企业；
（四）股权转让影响社有股控股权比例改变；
（五）企业注册地变更、总部迁址及企业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破产等事项；
（六）企业涉及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投资、基本建设、改扩建、固定资产及成套设备的购置和处理；
（七）汽车及房地产的购置和处理。

第十六条（资产转让规定）
转让社有资产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社有资产转让前，企业应当向市供销社理事会书面报告，并按照市供销社理事会的书面决定进行。
（二）转让社有资产必须在转让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
（三）社有资产必须实行有偿转让，成交后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关系的变更登记手续。
（四）产权转让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方式进行，确保产权交易公平、公开、公正。
（五）全资及控股企业的社有资产向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转让方案由市供销社理事会或企业董事会负责制定，或由其委托中介机构制定。拟购买社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社有资产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社有资产。经营管理者收购社有资产的资金，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市供销社所出资的企业借款，也不得以这些企业的资产为购买者提供担保。对企业经营不善、资产损失负有责任的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社有资产。

第十七条（供销社报告事项）
市供销社应当事前向市政府报告下列事项：
（一）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的支出；
（二）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投资；
（三）涉及金额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资产处置；
（四）社有股权的转让。

第十八条（全资企业重组等规定）
全资企业重组、改造、解散、破产应遵循下列规定：

（一）全资企业重组或股份制改造，方案可由企业或委托中介机构拟定，拟定方案报市供销社理事会批准后实施。

（二）全资企业重组或股份制改造，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并按规定顺序进行职工安置和债务清偿，职工安置和债务清偿后剩余净资产所有权属于市供销社，由市供销社理事会依法进行处置和管理，可以采用收回或有偿转让、转作改制后企业的投资、暂留给改制后企业有偿使用等方式处置。
（三）全资企业解散或破产，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市政府的规定对职工进行补偿安置。

第十九条（禁止性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供销社企业隶属关系、平调或无偿占用供销社财产；不得借企业改革、改制之名，低估、私分、侵占供销社财产；不得强制供销社企业违反合作制原则和国家有关供销合作社的政策进行改制、改革。

第二十条（制度建设）
全资及控股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建立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财务、审计、企业法律顾问和职工民主监督等制度。

第四章资产收益与绩效评价
第二十一条（收益规定）
市供销社理事会应当加强对社有资产收益的管理。及时、全面了解所出资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按照供销社章程或企业利润分配决议，及时确认并收缴社有资产投资收益。
投资项目结束后，做好投资清算，及时、足额收回投资及投资收益。

第二十二条（收益投资）
社有资产收益转作投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完备相应手续。

第二十三条（利润分配）
全资及控股企业年度税后利润分配方案应当报经市供销社理事会批准，并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保值增值）
市供销社理事会应当建立和完善社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核实确认所出资企业在一定经营期间所占有、使用社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和减值结果。

第二十五条（绩效考核）
市供销社理事会应当建立全资及控股企业经营管理者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由市供销社理事会与社有股股权代表签定经营目标责任书，实行年度经营效益审计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据经营目标责任书和审计结果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

年度考核以经济效益质量为重点，任期考核以资本保值增值为重点。社有股股权代表经营业绩的财务考核，主要包括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4个方面。

第五章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供销社工作人员责任规定）
市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本办法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维护社有资产安全完整。对因工作失误造成社有资产损失的，由理事会责令改正，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七条（董事、经理责任规定）
市供销社理事会选派到所出资企业的董事、聘任的经理有下列行为的，由市供销社理事会或企业董事会责令其改正，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
（一）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和决策失误或其他原因，造成社有资产严重损失的；
（二）未完成社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或编报虚假财务报告，掩盖社有资产经营管理实际状况及社有资产流失情况的；
（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四）擅自转让、处置社有资产的；
（五）其他违反社有资产管理权限和规定，造成社有资产流失的。

第二十八条（监事责任规定）
市供销社理事会选派到所出资企业的监事，有下列行为的，由市供销社理事会或企业监事会责令其改正，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
（一）对企业的重大违纪违法行为问题隐匿不报或严重失职的；
（二）与企业串通编造虚假检查报告的；
（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四）其他违反社有资产管理权限和规定，造成社有资产流失的。

第二十九条（企业经营管理者责任规定）
企业经营管理者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给社有资产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造成社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并受到撤职以上纪律处分的社有企业经营管理者，5年内不得担任社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造成社有资产重大损失或者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社有企业经营管理者。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条（解释机关）
本办法具体运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区别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2002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